據外媒NPR報道，周二，Facebook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向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小組委員會作證。聽證會的重點被宣傳為”保護在線兒童”。她在開場白中說：”我認為，Facebook的產品傷害了兒童。”她表示，她公布的文件證明，Facebook的”利潤優化機器正在產生自我傷害和自我仇恨–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如少女。”
Facebook發言人安迪-斯通在聽證會期間在Twitter上指出，豪根”沒有從事過兒童安全或Instagram的工作，也沒有研究過這些問題，她在Facebook的工作對這個話題沒有直接了解”。
幾十年來，研究人員一直致力於弄清青少年媒體使用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雖然有爭論，但他們傾向於同意，到目前為止，人們看到的證據是複雜的，矛盾的，最終沒有結論。豪根泄露的Facebook內部營銷數據與關於該主題的有效研究同樣如此。
意見與事實
泄露的Facebook研究包括意見調查和採訪。Facebook詢問了青少年對Instagram對他們身體形象、心理健康和其他問題影響的印象。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杜克大學研究青春期的心理學家坎迪斯-奧傑斯說，這種對自我報告–青少年自己的意見–作為傷害的單一指標的依賴是一個問題。這是因為青少年已經被媒體的報道和成年人的不贊同所激發，認為社交媒體對他們不利。
奧傑斯是201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的共同作者，該研究於2020年發表，正是發現了這一點。”如果你問青少年他們是否沉迷於/受到社交媒體或手機的傷害，絕大多數人都說是，”她告訴NPR。”但如果你真正做研究，把他們的使用與客觀措施聯繫起來……幾乎沒有任何聯繫。”除了行為問題的小幅增加，她的研究發現智能手機或社交媒體的使用與幾個不同的心理困擾和幸福的措施之間沒有現實的聯繫。論文的結論是：“在人口層面上，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數字技術的獲取和使用與青少年的幸福感有負面關係。”
奧傑斯的論文是經過同行評審的。它有2100名參與者。這只是幾十年來發表的關於兒童和青少年的媒體使用和幸福感的數百項研究之一。這項研究從廣播開始，到電視、視頻遊戲和現在的社交媒體。一路走來，大型的同行評議研究幾乎沒有發現任何關聯性。奧傑斯說：”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Facebook的研究沒有經過同行評議，也沒有被設計成具有全美代表性，而一些最受關注的統計數據是基於非常小的數字。
根據Facebook自己對泄露的幻燈片的註釋，廣泛報道的”30%的少女認為Instagram讓她們對自己的身體感覺更糟”的發現是基於幾千名Instagram用戶中的150名受訪者。他們只回答了關於Instagram作用的問題，如果他們已經報告有身體形象問題。因此，這一發現並沒有描述隨機抽樣的少女，甚至沒有描述調查中的所有女孩。
在Facebook的另一項調查中，在英國和美國接受調查的2500多名青少年Instagram用戶中，共有16名受訪者報告了自殺的想法，他們說這些想法是從Instagram開始的。由於這些數據在Facebook的內部幻燈片中被切割，這16個人，不到所有受訪者的1%，成為了報道美國6%的青少年和英國13%的青少年將自殺想法歸咎於Instagram的最終來源。
惡性循環和良性循環
Vicky Rideout是一名獨立的研究人員，她發表了二十多份關於年輕人和媒體使用的研究報告。她表示，像參議員們在這些聽證會上所做的那樣，把與Facebook的對抗比作與大煙草公司的對決，是”無用的分心”。這有兩個原因：一是證據遠沒有那麼有力，二是社交媒體–與香煙不同–既能帶來好處，也能帶來危害。
與Facebook的內部研究結果不同，Rideout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關於青少年的研究使用了具有全美代表性的樣本，並使用公認的量表來測量抑鬱症。在她的研究中，43%的受訪者表示，當他們感到抑鬱、壓力或焦慮時，使用社交媒體通常會讓他們感覺更好，而不是更糟。不到一半的人，即17%，說它通常使他們感覺更糟。其餘的人說，這兩種方式都沒有區別。
Rideout的研究表明，有一小群嚴重抑鬱的青少年，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更大，無論是好是壞。她認為他們應該成為未來研究的重點。
研究人員表示，關於社交媒體和青少年的公共對話需要朝着解決方案的方向發展，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對小的、不確定的結果進行厄運的循環中。他們希望看到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將資源用於設計和測試積極的干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