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濟南公安
針對“阿里女員工被侵害”案進行通報：有2人因涉嫌強制猥褻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此次通報對部分事件細節進行了還原。但同時，有網友發現，一些通報內容與此前女員工的爆料內容不完全一致，並疑惑：女方為何主動聯繫客戶張某來房間？女方爆料與警方通報關於避孕套和內褲的說法不一，是否影響犯罪本身？
對此，中新網採訪了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鄭飛、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宇鵬。
內褲、避孕套疑云：強姦罪和強制猥褻罪有何分別？
女方提到，28日醒來在床頭櫃看到塑料膜拆封過的避孕套，並稱入住時沒有避孕套。而在警方通報中，28日7時14分，周某與客戶張某聯繫，告知其房間號碼，張某從家中帶來一盒未開封的避孕套，敲門而入對其實施了強制猥褻，並帶走其內褲。且避孕套未拆封。
問：強制猥褻的立案標準是什麼？和強姦罪有何不同？
鄭飛：強制猥褻、侮辱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行為。具體來說，猥褻行為就是除了男性對女性的姦淫行為以外的，能夠滿足性慾和性刺激的，有傷風化、損害他人的性心理、性觀念，有礙他人身心健康的性侵犯行為。比如強行脫光他人衣褲，強行與他人接吻、摟抱等行為。
強姦罪和強制猥褻罪存在主體、客體、主觀故意等方面的區別，同時強姦罪是強制猥褻罪的特別法條，在男性對女性實施的強姦行為中一定會觸及猥褻行為。
涉及到男性對女性實施的行為是強姦還是猥褻，首先不能將強姦和猥褻完全對立。
一種理解是，根據男性有無“姦淫”的目的，來確定是適用一般法還是特別法。若有則是強姦，若沒有則是猥褻。若是強姦，則根據有沒有完成插入和結合，來判斷是否既遂。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這一路徑認定成立強姦罪時，所判處的刑罰不得低於按照普通法條(也就是強制猥褻罪法條)規定應當判處的刑罰。
還有一種判斷方法，是根據想象競合從一重罪，來決定嫌疑人觸犯的罪名。
問：7月27日晚，王某文購買過避孕套，次日張某也帶來避孕套。二人這一行為能否說明什麼？
鄭飛：在本案中，從目前的證據來看，還沒有找到已經實施了強姦行為的明確證據。但是以“強制猥褻”定性，則需要王某文與張某完全沒有“姦淫”的目的，也就是嫌疑人自始至終都不想和被害人性交。
從二嫌疑人買避孕套和攜帶避孕套的行為來看，正常情況下，一般可以推測二嫌疑人具有“姦淫”目的。
問：有人疑問，帶走內褲這一行為是否屬於銷毀證據？
鄭飛：按經驗推斷，張某在被害人房間停留將近兩小時，離開的時候帶走了內褲，確實有可能是在銷毀強姦的證據，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可能性。
因此，目前來看，還不能直接認定張某帶走內褲是為了毀滅強姦的證據，也不能以此倒推出張某犯強姦罪的結論，需要結合更多的證據來認定。
“反轉”了嗎？
問：關於內褲和避孕套的說法不一，有網友認為“反轉”了。那麼，女方爆料屬於什麼性質？這種所謂反轉是否影響犯罪本身的認定？
鄭飛：女方爆料在未來的庭審中可以作為被害人陳述，是言詞證據的一種。實踐當中，僅憑言詞證據不能認定案件事實，這是我國刑事司法的一大原則。具體問題應當在法庭上經舉證質證后，由法官進行認定。
張宇鵬：一般來說，被害人陳述的事實應當客觀準確。但被害人在陳述事實的基礎上通常會帶有自己的推測和主觀意見，不能苛求被害人像司法機關一樣客觀準確。此外，周某在被侵害時處於醉酒狀態，也會影響其認識和判斷。
公安機關通報顯示，王某文、張某的行為已經涉嫌強制猥褻罪，排除了王某文涉嫌強姦罪的嫌疑，這一通報應當是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結果。周某爆料的內容雖然與公安機關通報的情況不完全一致，但不一致的點是集中在王某文是否涉嫌強姦罪的證據上，不影響王某文涉嫌強制猥褻的認定。
關於張某28日的強制猥褻行為，公安機關通報中，周某系在28日上午主動聯繫張某，並告知了張某房間號碼。雙方聯繫的內容並未通報，張某在酒店的行為是否構成強制猥褻罪，我想還有待於公安機關進一步的偵查。
問：酒醉的情況下，周某在電話里同意王某文進其房間，這算同意嗎？酒店是否存在疏忽？
張宇鵬：刑事法律上，當事人對於其醉酒狀態下的行為仍然要承擔責任，周某在電話中同意王某文進入其房間，應視為其真實的意思表示。酒店前台是在徵求周某的意見后，給王某文辦理了房卡，不需要承擔責任。
鄭飛：這種情況酒店存在的疏忽確實較小。不過，即便被害人在電話里同意王某文進入其房間，也不能算作是關於性行為的同意。
警方通報稱，7月28日上午，周某聯繫客戶張某來房間后，被強制猥褻。而在中午報警時，周某已退房，入住房間已被打掃。而在第一次報警時，被舉報對象僅有上司王某文。
問：退房打掃房間后報警，是否不利於證據的收集？遭受強制猥褻后，最合理的做法是什麼？
鄭飛：肯定不利於證據的收集。案發後，應該在第一時間報警，並保留相關證據，以免影響警方調查取證。被害人醒來后的一系列舉動，也存在較多疑點和與常理不相符的地方。但這並不影響7月27日晚，被害人嘔吐后回到包間時張某猥褻行為的認定。
另外，關於張某在7月28日是否實施了第二次猥褻行為，抑或是強姦行為，目前為止並沒有看到任何公開的關鍵證據。一般在審判過程中，根據案發後被害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常理，確實可以推斷出被害人的部分心理狀態，從而影響犯罪的認定。
張宇鵬：被害人發現自己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被侵害后，應當第一時間報警，以便公安機關調查取證。
但對於強制猥褻罪等性侵害罪名，很多被害人出於名譽、羞愧等原因，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而是在經思考或者與家人、朋友商量后才鼓起勇氣報警。本案中周某沒有第一時間報警，也可能是出於這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