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安的東南方向驅車140公里，就能來到秦嶺腹地的地級市商洛。戰國時期，衛鞅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秦孝公賜予衛鞅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洛曾是商鞅的封地。幾千年前的戰略要塞，如今經濟並不發達。一到暴雨時節，經常會遭遇水災。
直到一位85后女孩出現在官方媒體報道上，這座城市再次出現在大眾面前。
幾個月前，#女子免費幫2000位山區老人拍遺照#上了微博熱搜，人們發現了一位守在山區的記錄者。
老人與遺照
這位拍遺照的年輕人叫楊鑫，抖音號@高妹愛攝影，是商洛市彩虹公益中心的負責人。
在一部短短4分鐘的宣傳片里，楊鑫和志願者帶着老人們坐在一塊紅布前，給他們梳好頭髮，整理好衣服。
鏡頭背後，楊鑫舉着相機說：笑甜甜。每一位老人都留下了特別開懷的笑容，眼睛眯成一道月牙。他們笑得開心，是因為終於擁有了一張完美的遺照。
楊鑫成立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已經4年了。2017年底，給老人們拍遺照的念頭，在她心裡冒出個尖芽。
楊鑫的本職工作是《商洛日報》的記者，做公益是她的副業。由於經常跑基層，在山區里走動，楊鑫見遍了形形色色的老人。
村裡的留守老人太多了，他們帶着同樣留守的孫輩，一老一小，就這麼扶持着生活。
“商洛是一個勞動力輸出型城市，經濟相對落後，年輕人到外面打工，掙的錢能多一些。從山裡去鄉鎮、去市裡、去省會城市、也有勞務中介組織帶着年輕人去外省打工”，楊鑫向我介紹，村裡如今已經剩不下幾個年輕人，為了生計，所有人都選擇走出大山。
但更讓我意外的是，老年人仍然是山村最主要的勞動力。“60多歲的老人，在村裡都屬於比較繁重的勞動力，孩子們在課餘時間也會幫助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挖土豆、掰玉米、收麥子”。在農田裡，甚至能看到80歲的老人在耕作，動作已經很緩慢了。
來到當地老人家裡，除了手工製作的木柜子、舊傢具和土炕之外，很少能看到照片。就算有那麼幾張，也多半是孫輩的百天照和周歲留念。老人們會把孫輩的照片非常稀罕地放在鏡框里夾着，不捨得掛起來。
但他們自己，從來沒有拍過一張正式的照片。
楊鑫有一次看到，一戶人家的柜子上只擺一個光禿禿的牌位。就連那塊牌位，也只是在硬紙板上貼了張白紙，用毛筆寫着名字。楊鑫問旁邊的老人，還記得牌位上的人長什麼樣嗎？老人回答，十多年過去了，早就不記得了，也沒有照片。
於是楊鑫當場給老人拍了張照片，老人高興壞了，說這張照片要“等老了（去世了）以後”用。
還有一次，楊鑫去村裡採訪，村民隨口給她講了一件事，她到現在還忘不掉。
一個獨居老人過世了，一直無人發現。等到大家發現的時候，老人已經走了好幾天了。家裡的孩子匆匆忙忙趕回村裡，為老人辦了一個簡單的葬禮。
村民在一旁感慨：“人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連一張照片都沒留下。”
後來，她又去了很多老人家裡，發現他們都只有一個簡單的牌位，沒有遺照。“我是學攝影專業的，是不是該用我的技能給老人做點事情？”
剛開始的時候，楊鑫心裡也很矛盾。畢竟是給老人拍遺照，如果老人們忌諱該怎麼辦？
第一場活動，楊鑫和三家公益機構同時去了一座鄉鎮。在鄉村秧歌、鄉村義診、安全知識防範講座這些活動的旁邊，只有楊鑫的團隊是拍遺照的，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活動前一天晚上，楊鑫和志願者們愁得頭疼，生怕會冷場。但一旁的村幹部們一致很支持，聽說有免費拍遺照的活動，二話不說就挨家挨戶宣傳。
老人們一開始還有些吃驚：照相免費、洗照片免費、裝裱免費、洗的照片竟然還是大尺寸的——怎麼還會有這樣的好事？
志願者們在一旁解釋：這是你們到時候用的“老人像”。在當地方言里，人死了會委婉地說“老了”，老人們一聽就明白了，立刻開始排隊。
如今再提起拍照現場的火熱，楊鑫的語氣中仍然充滿成就感。
“照了十幾個老人以後，才發現我們的登記桌開始擁擠了，老人們全都來排隊了。最後，其他三家組織的志願者也來幫我們維持秩序，害怕老人們擠得摔跤。我們告訴老人：今天來的，都能給你拍。當時那條長隊，一直從登記桌排到了村委會門口，排了兩列，足足有二三十米那麼長。”
有趣的是，拍完照片的老人們並不會在現場停留太久，而是轉身回家呼朋引伴，叫鄰居們也來拍。
從早上9點，一直拍到下午14點。村裡的老人們聽到消息，陸陸續續從田間地頭和工地上趕來。有扔下鋤頭跑來的、有騎着三輪車載着三四個人的、有騎摩托車來的、有拿平板車推來的，還有人詢問能不能上門拍，因為家裡老人年紀太大了，已經不方便出門了。
“我印象中有一個老人。他匆匆忙忙趕來，鞋上面粘的都是水泥，很明顯在工地幹活，臉上還濺了水泥的灰點，他急匆匆地詢問能不能插個隊，因為他還要趕回去幹活。”
還有的老人膝蓋上全是泥土，楊鑫猜測老人年紀大了，只能跪着在田裡勞作。
照片洗出來之後，村子里鋪開了一個壯觀的影展，主角就是村民們。
四根鐵絲，拉出了20米長、30米寬的照片牆，紅藍色相間的照片依次排開，每一張笑臉都很甜。
但其中也有遺憾。
老人們來尋找自己的照片時，指着其中一張照片說：“這不是那誰嗎，他都不在了，前幾天剛辦的白事。”
那時是冬天，很多老人撐不過去冬天的考驗，他們沒拿到自己的那張遺照就匆忙地走了。
死亡尊嚴
楊鑫一開始為老人們準備了兩種顏色的背景布，一塊紅布、一塊藍布。
但後來她發現，大部分老人都會選擇紅布。因為紅白喜事，怎麼說都是“喜事”，紅色背景看着就喜慶。
老人們並沒有楊鑫顧慮的那麼逃避談論死亡，他們敢於直視死亡本身。
拍攝過程中，為了讓老人笑出來，楊鑫會在鏡頭後面逗老人笑。老人的同伴們也會加入進來，一起逗笑那個被拍的人。
“你個老慫，還不趕緊笑，等照片照好了，以後給你娃擺到柜上”，一句玩笑話，把嚴肅的老人撲哧一下逗笑了，老人回懟一句：“你娃還不照樣給你擱到柜上！”
你擱柜上，我擱柜上，最終塵歸塵、土歸土，大家都變成一張照片擱在柜子上——這是農村老人的樸素死亡哲學。
“從老人臉上的表情你能看出來，他們不忌諱這個事情。他們甚至會互相比較，誰拍得更好，笑得更漂亮，每個老人拿到照片都高興得很，誰都不會想‘這可是我死了以後要用的照片’。”
城裡打工的兒女也許不知道，硬頸的農村老人，會準備好自己的一切後事。
家裡人會提前為老人們預備好壽衣，但是遺照這樣的小事，總是被許多人忘記了。“如果沒有遺照，會覺得很遺憾；如果有遺照，他們就覺得這一生都很圓滿，留下了一個特別好的形象。”
這張重要的照片，以後會留給兒女孫輩。老人們更在乎的，是自己以一個怎樣的面貌，留在後代的家裡，陪伴他們。
中國老人的一生，其實都在為了兒女而活。反而是自己的生死，早就看開了。
老人們拿到遺照後會相互開玩笑：“你看你拍得多好，娃以後把你供在家裡”，“誰知道人家會不會供，說不定就扔了，要不就塞到哪個縫縫裡去了”。
另一個老人就會立刻用玩笑話勸對方：“你管他扔了還是塞在縫縫裡面，反正你有照片就行了”——我把照片留給你們了，至於你們記不記得我，那是你們的事情。
楊鑫向我描述這個畫面時，也非常感慨。未來如何，老人們看不到，他們活着的時候能看到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必須得有一張我自己覺得最體面的照片”，年輕人恐怕無法想象，老人們的心愿如此純粹。
老人的心思我們並沒有細想過，但楊鑫看得多了。她很清楚。
“他們經歷了許多場葬禮，看過了不同的結局。迎接死亡那天，走在最前面的會是他們的孫輩，那張鄭重的照片，會讓孫輩抱在胸前，後面才是棺木。如果沒有這張照片，是會被村裡人笑話的。農村辦白事，老人們會互相比較，誰家的葬禮上沒弄這個、沒弄那個，這體現的是兒孫孝不孝順的問題。老人們看到有些同齡人沒有一張遺照就走了，他們心裡會默默地想：我到時候一定得有，我自己把東西都準備好，這樣就不會被人笑話了。”
農村裡的老人，一輩子都活得很硬氣，不願在生命的最後一個儀式上被人議論，留下了一張最滿意的照片，對於他們來說，就是辦好人生中最後一件大事。
他們也許聽不懂什麼叫做死亡尊嚴，但他們是我見過的，最懂得死亡尊嚴的人。
生老病死，就像流水般自然，他們選擇坦然走去。
就像他們掛在嘴邊的那句“誰還不死了，最後都是擱在柜子上”。
被遺忘的人
當“老有所憶”的遺照活動刷屏后，許多年輕人湧向了楊鑫的抖音評論區。
有網友發現，自己的爺爺去世后，用的就是楊鑫團隊拍攝的遺照。爺爺去世得很突然，但那張遺照是他這輩子拍得最好的一張照片，也是唯一一張體面的單人像。
類似的留言有很多。比如有人也想回家給自己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拍一張漂亮的遺照。楊鑫告訴我，這就是公益最大的意義：個體的力量太小，引導大家共同做這件事，受益的是全國千千萬萬個老人。
打交道久了，楊鑫也逐漸變成了最了解老年人的年輕人。在她的抖音里，能看到許多她坐在老人家門口和他們聊天的片段。
山村留守老人維持着極其簡單的生活。一日兩餐，除了在地里幹活，就是在門口拉家常，或是相互串門。年輕人不在，老人們彼此照顧。如果看到誰今天沒出門，就會特地去家裡瞧一眼，擔心出了什麼意外或是生病了。拍好的遺照來不及取，也都是你幫我捎、我幫你帶。
楊鑫和志願者們只要去了，老人們就會把他們當作稀客對待，拉着他們進屋吃飯。自己平時只吃一些土豆糊湯，但陌生的年輕人來了，就一定要給他們下一碗麵條吃，臨走還要給你帶上一大兜子核桃——家裡的好東西，恨不得全都塞給你，和自家的爺爺奶奶沒什麼不同。
每一次去山裡做活動，老人們都會拉着楊鑫念叨：“世道咋這麼好，娃們還來給我們照相。我們這些人老了，都沒用了，啥都沒有給娃們做，咋樣才能報答娃們啊。”
聽楊鑫講述這些老人的故事，更能體會到為什麼大家常說“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和電影《返老還童》的設定一樣，人類變老的過程，也是變回小孩的過程。
前陣子有一個視頻很火，也許你也刷到過。一位村裡的老人，通過安裝在家門口的攝像頭，給小孫子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切：
母雞下的蛋、摘下來的豆角、一鍋剛煎好的豆腐、一隻蜻蜓、一把野花。
圖源：微博
楊鑫告訴我，這樣的可視攝像頭在如今的農村很普遍。
有一次，她和團隊去給老人拍照，老人的孩子在攝像頭裡看到了，立刻打電話回家，詢問家裡怎麼來了這麼多人。楊鑫急忙給對方解釋了一番，對方才放心。在外務工的年輕人，都會叮囑留守老人“不要隨便和陌生人打交道”。
農村老人們這些年見過了各式各樣的騙子，也經歷過太多騙局，他們也有防備心。
所以，楊鑫和團隊就要更親和，才能取得老人們的完全信任。其實，老人都是很膽怯的“孩子”。
“老人不敢去醫院、不敢出門辦業務，是害怕自己不懂，害怕自己給別人添麻煩，讓別人不耐煩。所以我們在現場拍照的時候，從登記名字的那一刻開始，就要打消老年人的顧慮，讓他們在一個歡樂的氛圍里完成這件事”。在楊鑫的抖音視頻里，她哄老人的時候的確就像哄孩子，時不時會握住他們的手。
即便如此細緻，她還是會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一次，一位老人來村口領照片，對着自己的遺照一臉苦笑，特別苦。
楊鑫看見了，上前安慰老人：“喜歡了就拿回家給孩子看，娃們肯定也喜歡”。老人聽到后，一下就哭了出來。楊鑫看到老人的眼淚，當場就傻了，“當時我還挺尷尬的，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村幹部在旁邊跟我講，這位老人是五保戶，我立馬就明白了。”
五保戶，指無兒無女的獨居老人。“他覺得自己孤零零一個人，想留個影，證明他來過這個世界。真的，他就是這麼簡單一個想法。”
遺照是留給後人的，但這位老人沒有後人。沒有後人，就意味着自己喪失了和世界最後的連接。
米蘭·昆德拉說，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讓你失去未來，而在於讓你沒有了過去。實際上，遺忘是死亡的一種形式，貫穿於整個人生。
回農村去
和楊鑫聊天的過程中，她反覆說著自己腳下的土地。
自從秦嶺環境保護之後，植被恢復了，動物也很多。開車從山路上走，會突然發現路邊有一群野雞從車上飛過。楊鑫在一次送照片的路上，還看到了國道邊上，有一隻野雞領着四五個小雞。這樣的變化讓她很驚訝。
“尤其在脫貧攻堅之後，可以用翻天地覆形容，真的。”十年前的土路泥房子，現在都鋪好了水泥路，村裡的房子也都翻修了，甚至還帶着小院和花園，門口還有小河。
可她心裡還是難受。“白牆灰頂的房子，還有平整的路面，我就忍不住想，等老人們都去世了，孩子們也出去上學打工了，那這些漂亮的房子留給誰住呢？”
楊鑫的顧慮不止是這些。
村級小學合併之後，新建了許多校園，每座教學樓都是嶄新的水泥樓房，操場上也鋪了塑膠跑道，還有人工草坪球場。學校建得漂亮，但生源流失也特別嚴重。
沒有孩子上不起學，但沒有孩子願意在山裡的學校上學。有能力的年輕人，都帶着孩子進城了。一個很漂亮的校園裡面，可能只有20-30個孩子，最多的學校能有100多個孩子。
留守兒童也一直是楊鑫和團隊幫扶的對象。他們做過的項目有很多：“留守清潔包”、“襪子去哪了”、“彩虹小課堂”、“彩虹電影院”以及每年都有的“六一心愿單”。
一個留守女孩抱着她收到的小熊
留守清潔包項目，是楊鑫印象最深的。
留守老人帶孫輩，只講究“吃飽穿暖”四個字，從來沒有為孩子們培養過個人衛生習慣。
六年級的孩子，甚至連一支牙刷都沒有，小學女孩的頭髮里還能抓住虱子。楊鑫特別驚訝，自己是個85后，都沒有見過虱子。
她衝到村裡的小賣部，買下了僅有的兩瓶洗髮水，當場給孩子們洗了頭。回家之後，她決定啟動“清潔包”計劃——洗髮水、沐浴液、香皂、洗衣粉、指甲剪、搓澡巾、毛巾、牙刷、牙杯，甚至是香皂盒都考慮到了。
本來打算把這些清潔用品放在包里，結果楊鑫一查，發現一個包的價格就要20-30元。她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果斷把包換成了口徑30厘米的塑料臉盆，五顏六色的在操場上擺開，壯觀又漂亮。
楊鑫不願讓孩子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接受施捨的可憐人。所以每一個幫扶項目，她和團隊都會設計比賽和問答環節。“不能讓孩子心裡覺得自己是貧困戶，低人一等，所以我們一直以獎勵的形式發放物資，讓孩子參與其中。孩子們把自己贏來的獎品拿回家以後，肯定會認真用；老人們也會覺得，不用就浪費了，剛好也符合他們節約的心理。”
她把所有細節都考慮到了。為了讓同學之間互相監督，臨走前她會“騙”一下孩子們：誰要是沒有按時洗頭洗臉，誰是小臟蛋，那以後我們可要把東西收回去。
她反覆給這群留守兒童們強調，你們這麼小的年紀就照顧爺爺奶奶，長大以後還要照顧爸爸媽媽——你們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選擇和老人兒童一起留在農村的，正是楊鑫這樣的年輕人。
她從小在商洛的村裡長大。畢業之後，先去了西安的媒體工作，後來又經歷了創業失敗，兜兜轉轉回到了這片養大她的地方，像緣分約好了似的。
選擇做鄉村公益之後，她也經歷了各種挫折。這是一件註定不被大多數人理解的事業。
人們總是好奇，做公益的錢從哪來？實際上，都是“全國網友一分一塊捐起來的”，基金會也會提供支持，但杯水車薪，籌款的事一直讓楊鑫頭疼：“說白了，我們就是籌多少錢，辦多少事，不可能讓志願者們自掏腰包、不吃不喝來做公益，那就不正常了。”
去和當地小型企業籌款也不怎麼順利。往往前腳把項目書送去，後腳就石沉大海了。
“為了線下籌款，我們當時還擺過地攤。只要別人捐款，我們就送一個小綠植。志願者們不停跟市民宣講我們要做什麼公益，害怕市民覺得我們是引導大家掃二維碼的騙子。我們一邊在前面講，城管一邊在後面趕，你能想象那種場景嗎？特別狼狽。”
這還不算最嚴重的。
在一次送遺照的路上，楊鑫的車和一輛水泥罐車相撞，水泥罐車把她的車頭推出去10米，幾乎要把她的車門碾碎了。當她從副駕駛爬出來時，久久沒緩過神，也不敢讓同行的成員告訴前面那輛車上的父親。後來，她看到一個油罐車側翻壓扁小轎車的視頻，才意識到自己和死神的距離有多近。
忙起來顧不上吃飯、被城管驅趕、在山裡出車禍——都不是讓她最委屈的事。
作為一家公益中心的負責人，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是我的能力不夠，拍的老人太少了，少得很。”
其他地方的人聯繫她拍遺照，她委婉拒絕了。項目資金有限，她顧及不來那麼龐大的數量。對方理所當然地指責她：有啥不能來的，不都是免費的嗎？
而那些指責她的人，可能連一次項目籌款都沒有參與過。
今天的她依然在為籌款發愁着。
不管接受多少媒體採訪，甚至出現在2022年的作文素材里，對於基層公益本身，並沒有太大實質性的幫助。在拉不來籌款的深夜，她只能獨自默默承受焦慮。
當她發現自己的宣傳片，被放在了抖音活動頁面的第一位時，她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是抖音生活者大會最尷尬的一個獲獎作者”。
我有些驚訝，問她為什麼。她回答：“因為我們是這裡麵粉絲最少的一個”。畢竟在活動頁上，劉耕宏和張同學都排在楊鑫後面，而這些人的知名度，遠比這個只有3萬粉絲的女孩高得多。
朋友打趣她“成了網紅”，她都笑着回答：啥網紅啊，我可不是。
她確實不是網紅。
在抖音和快手的農村世界，善良並沒有流量優勢。楊鑫所做的一切努力，也許遠沒有一個喊麥的獵奇主播高。熟知她的人，只限於那幾座窄窄的山村裡。
她拍過山、拍過水、拍過在這片山水下被遺忘的老人們。她知道一代代年輕人終將走出大山，去縣城、省城、一線城市，最終洗掉有關農村的一切痕迹。
而她選擇回到山裡，回到農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