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每天在全國幹線物流上奔馳的貨車比作動脈，那麼每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騎手們，就像一條條毛細血管，連接起城市的角角落落。在上海這座超級城市受疫情影響當下， “最後一公里”和“漫長一千公里”的補給線，同樣至關重要。
原標題：特寫|上海騎手：核酸每日一檢 路上穿梭的小哥越來越多
很幸運，現在還能跑
“老闆，你們這兒有飯‘盆’嗎？”怕對方不理解，劉錚（化名）一邊問一邊比劃着手勢，“就是家裡吃飯不鏽鋼圓形的那種”。
財聯社記者是在徐匯區一家保供超市門口遇見劉錚的。他剛送完一個跑腿單，看見這家超市開着門，便停下電動車來購置生活物件。他說，這是他接下來風餐露宿日子裡的“鐵飯碗”。
劉錚的老家，在吉林省吉林市下屬的一個縣城，今年是他來上海的第九年。早年間他在工地幹活，2016年開始做騎手，現在他是某大外賣平台的一名全職外賣騎手。
劉錚告訴記者，他很“幸運”。此前，上海疫情剛剛萌芽時，他作為密切接觸者，一度被隔離，但當隔離期滿出來時，正趕上騎手緊張的時期。
擺在面前的有兩條路：要麼住進公寓，但那就得封控在住處，沒有任何收入，直至解封；要麼在外面，可以繼續接單跑腿送外賣，但吃飯住宿都是難題。
他幾乎一點沒猶豫就做了決定：回公寓就出不來了。每個月光房租就要3200元，不能一直閑獃著，“我得賺錢”。
劉錚從公寓出來已有七天。最早的兩晚，是找了個天橋下面的橋洞睡，然後決定搬至公寓附近的上海南站地鐵站，“這裡門口還算方便，可以停放電動車，也可以遮風擋雨”，簡單清理了一下，接下來的夜晚便“下榻”於此。
離開公寓時，劉錚只帶了兩床薄被，一床鋪在地上做床墊，一床當被子蓋。他說，這兩天晚上有點冷，“想再買個被子，但跑了三個超市都沒有，現在這家也沒有。”
即便是在最冷的下雨夜，劉錚也不捨得託人將公寓里的最後一床被子送出來，“那是從老家帶來的，家裡人用純棉花做的好被子，拿出來就糟蹋了”。
劉錚的妻子和孩子現在都在吉林省吉林市。與上海處境相似，吉林目前也是疫區，劉錚老家現同樣也是封控狀態，他每天都會跟家人視頻通話，但他說絲毫不擔心家裡人。
“老家那邊現在吃的很充足”，劉錚說。當記者提出去他臨時住的地鐵站看看時，他有點不好意思，搖頭，婉拒了請求。
核酸，每日一檢
申城四月天，偶爾也春寒料峭，4月13日開始，氣溫驟降。夜晚路過無人的地鐵口，記者看到雨水正從入口牆壁滲入。大風大雨之夜，劉錚他們的寒夜是如何度過的？
4月15日清晨5點，循着劉錚前一日留下的地址，財聯社記者來到了他的“新居”所在地——上海南站的某一地鐵口，鄰近的另一個地鐵口也睡了兩位騎手小哥，條件好的搭了個帳篷，另一位則蜷縮在地，用飲料瓶當枕頭，席地而睡。
因為前一天晚上剛下過雨，街道路邊還潮濕着，馬路兩旁的樹枝上掛着雨滴。上海的小馬路的街頭，鮮有車輛經過，街區顯得分外安靜，只有清脆的鳥鳴聲在回蕩。
記者見到劉錚時，他已醒來，正靠着牆壁刷手機，穿着厚厚的外套，床褥搭在身上。身旁停放了一輛共享單車，稍作遮擋。
見到記者前來，他稍有些驚訝，匆忙去電瓶車儲物箱取了一個口罩，“自己一個人沒啥，有人在的時候我得戴上口罩”。
他告訴記者，這裡的條件雖說不好，但可以睡一覺，自己還是滿意的。他現在最希望的，是找到一家可以入住的酒店。出來工作7天了，每天在外搬運和跑腿，會出很多的汗，不能洗澡很難受。
“兩百塊、三百塊都行，哪怕是工作三四天了可以讓我住一晚，能進去洗個澡也行。”劉錚去附近的酒店問過，人家不收。他也在攜程上成功下過酒店訂單，但後來商家打電話來說住不了，讓他退款。
電瓶車是劉錚的主要“家當”。每個月交上近三百塊租金，他可以在附近的換電站隨時更換電池，電瓶車上有USB接口，可以給手機和充電寶充電。只要電瓶車和手機有電，他就能繼續跑下去。但他還是希望，能有地方住，有熱飯吃，能方便地做核酸檢測。
外賣平台對劉錚的要求是，必須有連續不斷的48小時陰性核酸檢測報告上傳，否則他就無法接單。
但因為核酸採樣和出具結果之間，往往有數小時的時間差，加上自己對於安全的考慮，劉錚把兩天一檢的硬性需求，縮短為一天一檢。每天早上八點，他都會趕在附近一家醫院的核酸檢測點開門的時間，第一時間去做核酸，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
原來40人的配送隊伍，只有兩人還能跑
這段時間，劉錚有時會在保供的營業餐廳買份盒飯，50塊錢一份。劉錚說，“日常根本要不了這個價，而且等飯也要半個小時”。為了省錢省時間，他有時候就是在超市買個泡麵。
更合算的方案是，委託還住在公寓里的朋友把煮好的麵條用盆送到門口，新買的不鏽鋼飯碗就是用來盛面吃的。
劉錚說他現在每天收入大概在一千元左右，刨去吃飯、抽煙、核酸檢測等基本開銷，一天能到手七八百。
“咱有啥說啥，不瞞你們，現在掙錢確實比平時多。如果說現在外面跑一天就掙個100塊、200塊，那做騎手的估計都寧願回公寓躺着，還不用冒感染風險。”
他給記者看在平台接的訂單，疫情期間平台給出的每單收入其實比正常時期高不了太多。記者看到的均為幾塊、十幾塊不等。
“但是現在跑腿量大，而且有些客人情願多加小費，比如送五六公里，顧客直接就在平台上面加200塊錢，我今早就搶了兩個單。”劉錚說，“不過這種訂單也比較難搶，有時搬的東西比平時多多了、重多了，也很累。”
“我是來打工的，也沒有那麼高尚，這個時候跑外賣，我是為了賺錢養家。”說這句話時，劉錚把正準備放入嘴邊的香煙拿了下來，並把聲音拉高了一個分貝，“但有時候，我也願意免費給人送。”
一位女士托劉錚給自己年近九十歲高齡的父母買了些生活必需品，剛開始送了兩單，劉錚每單收了100元的跑腿費，“第三單時她還找我，我不好意思再收了，我就跟他們女兒說，以後你家這倆老人，只要是生活上需要的東西，別太多，我能拿得了的，我都免費給你送”。
劉錚說，自己所在的配送站點，原來有40人左右的配送隊伍，現在還在跑的，算上自己也只有兩人。
一位在上海物流行業從業多年的人士告訴記者，目前除了同城配送業務，大量快遞員被封控在小區。
根據上海市郵政管理局4月10日提供的數據，彼時實現返崗的快遞小哥人數是7706名，而在疫情前的這一數字超過10萬，不過，記者連日來看到，路上穿梭的小哥越來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