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款名為摸魚的軟件光明正大地出現在蘋果APP Store上時，你會猛然發覺，摸魚已經成為全世界打工人的共鳴了。老實說，電子廠的流水線和CBD的互聯網大廠在摸魚這件事上沒有區別。前者藉著去廁所在外面抽根煙透氣，後者趁着飯點的空檔買杯咖啡續命。
有人曾調侃996等於ICU。2019年，一位ID為“996ICU”的程序員在GitHub發布了一個代碼倉庫，來控訴國內互聯網996為代表的的嚴重超時加班。2年後，清華大學的《摸魚學導論》就名噪一時了，雖然最後被發現是一個學生“自製的課程嘗試”。
（圖片來源：知乎@顧介漣）
到了月底，公司放出來的紅黑榜單開始明確地提醒你：公共wifi已經準確記錄你在各個app逗留的時間，上班為什麼刷短視頻？怎麼小說閱讀軟件停留時間這麼長？HR輕咳一聲，上司臉上的微妙表情彷彿在告訴你：摸魚人，你要小心了。
摸魚人的確要小心，不僅是管理者與管理機制的窺視與控制，還有蘊藏其中的剝削本質。現代企業制度逐漸發展的背後，個體化的發展是否被看見和重視，新一代知識民工的去路又在何方。如果看過摸魚人和反摸魚達人的鬥智斗勇，你或許會感慨，路漫漫其修遠兮。
01 摸魚聯盟和反摸魚鬥士
年關已至，摸魚必須。
在49870名“摸魚娃”聚集的豆瓣“上班摸魚小隊”，組規中有八個大字特別鮮明：人生苦短，及時行樂。
26歲的瀟瀟（化名）覺得快樂是人生遙不可及的未來：房貸和車貸共同壓頂的日子，銀行的12號還款日和花唄20號還款日一樣可怕。“嗖”的一聲，錢從公司賬戶到她個人賬戶，停留不到24小時，就飛去了別的地方。
於是“摸魚”成了紓解壓力的最佳選擇。
她的工位電腦屏幕正對着上司，買塊防窺屏太刻意，把電腦斜放椅子轉向也看上去漫不經心，想來想去找了個理由：新設備電源線太短要換個新工位。然後瀟瀟就抱着屏幕躲在新工作的角落裡快樂摸魚一整天。
互聯網大廠年輕人摸起魚來更是奇招頻出，因為他們善於發現智慧軟件。在網易雲閱讀里，網頁閱讀頁下的“Word模式”，會把小說文字偽裝成工作文檔。
還有一種極簡小說閱讀器，小說內容會巧妙隱藏在word文檔的一行內，即使別人走近盯着你的電腦屏幕，只要不仔細閱讀，也不會發現某一行的文字有問題，因為頁面上包括標題、正文的其他文字內容依然是你的工作內容。
偽裝場景是一些摸魚閱讀小說軟件的主流。比如，在任務欄位置巧妙鑲嵌着小說內容，在敲代碼的頁面下隱藏一波，還有更厲害的，在Touch Bar里，體驗超越非凡的精彩。
當然還有一些硬核“摸魚”軟件。比如假裝各種常用電腦的系統升級界面，只要選擇一個合適的主題，你就可以在同事領導面前假裝“心痛”地等待系統的進度條一點點走完了。
不過，反摸魚鬥士的偵查能力也不簡單。福建某公司的員工查看監控發現，公司所有電腦的Alt鍵都被老闆摳掉了，因為“沒有Alt鍵就不能快速切換工作窗口了”。衛生間里也被安裝了信號屏蔽器，盒飯都要吃開蓋的。為了反摸魚，老闆們真是絞盡腦汁。
02 摸魚為何流行？
當我們去討論摸魚學的成型，首先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摸魚是如何成為流行詞的？
一個網絡熱詞的形成關鍵在於流行性，而流行性則代表了更高程度的接納。
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這種語言也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薩丕爾在《語言學》中闡述過這個道理：某種詞義變遷和發展的背後，是當下經濟發展和文化流行給人們帶來的心理認知改變。
在“二十世紀以來漢語書面語的構建與發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中，學者吳玲竹、何亮指出，“摸魚”一詞經歷了由本義探取魚類到獲得利益的演變。而在“獲得利益”的語義分支下，進一步衍生出“不幹正事”，以及“假裝工作辦私事”的意思。這是基於魚在古代是食物，一種可作為交換的勞動產品，從而使其具備了商品價值。
勞動者覺得他們獲得的報酬是“獲利”，因而偶爾摸魚成為一種隱秘的怠工，彷彿獲取了更大的利益，在內卷者看來，這種摸魚無疑是可恥的。
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工作已經超越情感和生活成為壓力最大的來源。脈脈《向內而生：中國職場流動趨勢年度報告2020》中，71%的人稱工作是讓自己產生焦慮的最主要因素，高達第一。
《2020企業健康福利洞察報告》也顯示，相比2019年，2020年25-30歲以下的職場人壓力與日俱增，他們因處於事業上升瓶頸期狀態迷茫焦慮，壓力值高達7.4，成為職場壓力最高的群體。而25歲以下的職場青年，也因為收入減少和超前消費的習慣，在經濟上“腹背受敵”，壓力值稍低排行第二為7.2。
事實情況是，人們需要摸魚，這像是一種情感補償機制。面對高壓而無法掙脫的工作時，僱員需要用一種近乎自嘲的方式與自我達成和解，從情感上對自己形成保護。
像此前熱議的“清華大學摸魚學導論”事件，該校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心理學系主任彭凱平也認為，他在摸魚中看到了一種積極的嘗試，“摸魚並不意味着不想努力”，而是學生在高壓下的調侃和自嘲，是釋放壓力的出口。
隨着科技發展和技術進步，摸魚應該是一種良性循環。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曾在《狗屁工作：一種理論》中寫道，越來越多的員工發現雖然自己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時公文工作，但有效的工作時間只有15小時。正如凱恩斯預測的那樣，技術的進步讓生產性工作大量減少，但勞動者並沒有減少他們的工作時間，也無暇追求他們想要的快樂。因為其餘的時間都花在組織參加和激勵討論會、更新Facebook個人資料、下載電視機頂盒上了。
話已至此，內卷達人大可不必對摸魚人指指點點。《Gallup全球職場環境報告》數據顯示，不摸魚的員工在142個國家中的佔比不到15%。所以說，摸魚人才是正道。
03 知識民工的覺醒
彭凱平的評價其實還有後半句，“這是一種反抗，一種辛酸，一種正義。”
不僅是學生群體，在最早提出“996.ICU”的重災區互聯網，“摸魚”語義的背後，才是更廣泛的程序員群體對當下剝削工作制度的挑戰，它和“IT民工、打工人、碼農”等詞語一樣，是現代社會某種群體的集體表達。
資本家和工廠主當然會厭惡類似“摸魚”的表達和行為，甚至上升到“夜裡暗摳Alt鍵”這種矯正。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當這群知識民工已經壓力大到開始用摸魚來自我排解時，這不僅是一種情緒撒嬌和緩解，而是隱藏了某種統一化、規模化的社會行動的可能，比如“非暴力不合作”的罷工，比如“假裝配合”的摸魚上班。這樣的勞動者意識覺醒必然會影響大企業剝削剩餘價值和加速資本累積的進程。
通俗一點來說，就是企業主覺得“打工的不如以前不好管了”。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起源於工業機器化生產時期的企業的管理策略主要有兩種，“直接控制”和“責任自治”。直接控制是指企業通過勞動過程和管理制度的設計讓技術工作從工人群體剝離，並集中於管理層，這就讓機器製造業的大批工人淪為去技術化的體力勞動者。這樣一來，勞動者逐漸成為“在指令下重複勞動的新型機器”；責任自治認為技術不可能完全從勞動中剝離，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權或者說自主性。
但現代企業並沒有因此完全進化，他們經常會設置一種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比如人們認為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階層，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戰的程序員群體，由於編程工作的創造性他們本該在勞動中被賦予更多自主權，但企業通過一系列生產規則、標準和微觀勞動流程的設計，讓這群創造性的知識勞動者的工作也變得單一乏味。
學者麥克切爾和莫斯可認為，數字經濟下部分勞工的工作傾向於“去技術化”。雖然被尊稱為“技術型勞動者”，但其從事的工作實質上是單一和極具重複性的勞動。而當這些涉及OKR、KPI等績效考核的目標被分配到勞動者頭上時，如果不能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知識民工很容易產生一種“恥感”，這種“恥感”加劇了他們的加班。
但這種加班不是自發主動的，是被“製造出來的同意”，是被迫的過程。學者布洛維認為，在責任自治中，企業擅長運用一系列規則、標準和流程干預，讓勞動者全身心投入這場“趕工遊戲”，從未忽略了雇傭關係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質。換言之，看上去是勞動者自發在加班，但實際上還是管理策略在發揮作用。
坦白講，能進入互聯網大廠的群體是佼佼者，中國90%的IT程序員還是在小型公司（100人及以下員工的企業）上班。所以說數字經濟發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識勞動者並非擁有燦爛光明的未來，而是在知識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他們之所以自稱IT民工，計算機碼農或者金融掃地僧，這些稱呼背後都有身份建構的不適感。因為在當下的中國語境，農民可能是遠離精英階層、權利無法保障、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對身處底層的IT從業者來說，這種身份建構是自身工作狀況和社會狀態的重要切面。
而那些發起摸魚小組或者說親身實踐的摸魚娃們，很多可能也並非“沒有上進心的躺平選手”，也不是“沒有物質生活壓力的小康之家”，他們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訴求被壓抑忽視太久后，共同在互聯網的某個角落形成了一個共情群組。
至少在這個群組裡，他們是共同體也是被看見的個體，他們能夠自我賦權，自我紓解，對着dirty work說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