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籠罩下的北京西二旗地鐵站，像往常一樣迎來送往着海量的大廠員工。黃綠藍三色的共享單車穿插着停放在路邊，行人脖子上掛着款式各異的工牌，神色疲憊地匯入地鐵站。這是23歲的陳曼已經習慣了的周邊景象，直到進站前台階便一桶鮮花，讓她眼前一亮。
賣花的年輕女孩並不主動叫賣，坐在小板凳上沉默地滑手機，有人在她的小攤位前停留片刻，掃碼付款后帶走一束包裝簡單的鮮花。
“她也是附近大廠的員工，下班之後在地鐵站擺攤賣花，算是一個副業。”陳曼和同事交流之後得知。
從西二旗地鐵站向西2公里，是密集分佈的互聯網大廠工區。過去十多年，西二旗曾是技術新財富的代名詞，燃燒了無數年輕人的青春。
然而，隨着互聯網紅利消失，降本增效、架構調整成為這一年多大廠頻繁出現的熱詞。伴隨而來的是，打工人被“畢業”，財富夢漸行漸遠，曾經自帶光環的互聯網打工人開始感到不安和焦慮。
不少互聯網人開始思考，996之外，人生是否需要一個新的支點？
下班之後，我開始“卷”自己
“主業收入+副業收入=月結餘30k”，劉沐在小紅書上這樣介紹自己的收入結構。
入職北京這家大廠前，劉沐是新東方教育的管培生。從2019年參加工作至今，劉沐已經習慣了生活的基調是忙碌。
教培行業的節奏並不比大廠輕鬆。在新東方時，劉沐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是學科運營，周末還承擔了教學任務，帶小學英語的班課。
這種一周七天無休的生活節奏，劉沐堅持了兩年。
2021年初，劉沐從新東方離職時，教培行業仍然風頭正盛，很多同事不理解她的選擇。入職互聯網不久，“雙減”落地。一夕之間，過去職級更高的同事也開始向劉沐打聽互聯網的內推消息。
大廈就在自己背後轟然倒塌，這讓她心有餘悸。
到大廠后，劉沐發現，大廠這個飛速運轉的龐大機器背後，需要無數像她一樣的“螺絲釘”，把瑣碎的業務拼出完整的拼圖。但對於個體而言，這些光鮮的工作卻像一種機械重複的勞作。
“在大廠一輩子可能就當個熟練工。”劉沐開始對單一的收入來源感到不安。
那時，劉沐的朋友正好開始做收納師的培訓，邀請她幫忙錄製培訓視頻。之前的學生家長也找到劉沐，希望她能夠繼續給孩子輔導英語。
發現自己的教學技能可以變現后，劉沐開始把自己閑暇時間利用起來，認真開拓自己的副業版圖：工作日下班之後，她回家備課；周末安排了一對一和小班的英語輔導課程，靠學生家長口口相傳的介紹，收入穩定且不菲；剩下的空閑時間，她和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個求職類的平台，提供求職相關的課程和資訊。
西二旗的深夜總是燈火通明，似乎“卷”是這裡的准入法則。但劉沐是西二旗的異類，如無緊急情況，她從來不主動加班。
經濟學中有一個“邊際效益”概念，指的是當付出到達一個臨界點后，付出越多，收益的增幅反而越小。劉沐覺得和同事不斷“內卷”，並不會讓自己額外付出的精力得到應有的回報，工作完成之後，她寧願把時間放在拓展副業上。“在同事眼裡我可能比較佛，但其實我把時間都留下來‘卷’自己了。”
浙江女孩楊怡在一家互聯網中廠工作，她的副業是在電商平台開店。
楊怡的家鄉以輕紡工業集聚而聞名，尤其盛產家居用品。近水樓台，她的副業網店就主營家居小物。
楊怡通常下班到家已經晚上10點，簡單洗漱之後，她就開始設計店鋪頁面、上架商品。直到凌晨，偶爾飛馳而過的汽車在馬路上摩擦出空曠的迴音，楊怡才會合上電腦。網店剛開起來時，她每個周末都會坐四小時的高鐵回家，和父母一起到批發城去選品進貨，周日下午再趕回北京。
“我本身是做電商產品的，知道平台導流和運作的規則，（去開店）屬於降維打擊，”楊怡的副業小店已經實現穩定盈利，她的生活節奏從“007”又變回了“995”。
“現在就算只靠這個網店，也餓不死了。”楊怡說。
副業也不是全香
”公司里偷偷搞副業的同事越來越多了，只是大家都不會交流，”在互聯網行業工作了四年的麥可告訴《豹變》：“因為合同里規定了不能發展別的業務。”
根據智聯招聘《2022春季白領跳槽指數調研報告》數據顯示，2022 年，超過八成的白領有意開展副業。豆瓣小組“副業失敗的一天”也聚集了近20萬組員，頻頻登上小組熱門趨勢榜單。副業儼然成為了一種潮流。
去年4月，麥可從一家大廠運營崗成功跳槽到另一家老牌互聯網企業的核心部門做產品經理。兩份工作的空檔期之間，麥可開始在豆瓣副業小組給自己“打廣告”，為想進大廠的校招生和實習生提供付費的簡歷修改諮詢。
對於大多數沒有人脈的校招生來說，簡歷是進入大廠的第一塊敲門磚。麥可告訴《豹變》，由於大部分學生的簡歷都達不到大廠的要求，她在接單之後，會花三到四天的時間跟客戶深度交流，從他們的個人經歷中挖出一些亮點，再基於自己的經驗對簡歷進行潤色和修改。
經麥可修改和輔導過的簡歷，基本都能獲得大廠的面試機會，也時常會有客戶來報喜，說自己最後如願拿到了心儀的offer。麥可的客源一般來自豆瓣和閑魚，偶爾也會有以前的客戶推薦朋友過來，最多的時候一天有15個人拍下她的諮詢鏈接。
副業日益壯大，麥可卻開始萌生退意。在她看來，一份優秀的簡歷必然建立在對個人的深度了解上，因此前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客戶溝通，但很多人並不將這些時間看作麥可勞動的一部分，只想為一份簡歷付費。
麥可計算過自己提供做一份簡歷諮詢的時薪，比在麥當勞兼職還低。
“ROI（投資回報率）太低了。“她也試圖適當提高服務的單價，但行情隨之斷崖式下跌。“隔着網線，大家都是陌生人，你的定價越高，對方的顧慮反而就會越多。”麥可遇到過很多前來諮詢的人，在拍下訂單之前甚至要求她用工卡的照片來自證身份。
“與潛在客戶的溝通慢慢變成了一種消耗，你會開始質疑自己，搭上那麼多精力去掙個仨瓜倆棗的是不是值得。”
大廠的工作本就繁忙，麥可所在的部門更是時刻高壓。下班以後打開閑魚，撲面而來的消息都是砍價和質疑，她對回應感到疲憊，漸漸不再接單。
嘗試過擺攤賣飲品的王羽則更直白地把自己的副業嘗試形容為“賠本賺吆喝”。
去年冬天，王羽在小紅書上刷到有人在路邊擺攤賣熱紅酒，她也和朋友在青年路的住所附近賣了一段時間。王羽周全地準備了加熱用的卡司爐和氣瓶，搬出家裡的摺疊桌，在路邊支起了小攤，15元一杯。
第一天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有時甚至需要排了一小會兒的隊，王羽準備的幾瓶紅酒很快就賣完了。王羽大受鼓舞，激情下單了一箱紅酒和其他原材料，雄心勃勃地打算大幹一場。
接下來幾天狀況頻出，北京凜冽的大風數次吹滅小小的卡司爐，氣瓶消耗得格外快。附近的人流相對固定，大多數人喝熱紅酒只是嘗個鮮，客流量一天比一天少。王羽和朋友試着把車開到三里屯擺攤，客流稍微回升了一些，但算上油錢和氣瓶、紅酒等開銷，也只是剛好回本。
王羽悻悻地給自己的副業生涯畫上了句號：“我還是老老實實回公司改PPT吧。”
副業是自我救贖？
對應屆畢業生陳藝來說，搞副業的過程更像是一種自我“救贖”。
2016年，陳藝剛上大學。互聯網還是一片藍海，各個大廠還在熱火朝天的攻城略地，優厚的薪水，寬鬆自由的工作環境，是最受年輕人追捧的方向。
受這樣的氛圍感染，陳藝大學期間的實習和職業規劃也都一直圍繞着互聯網打轉。
當陳藝畢業時，互聯網卻沒那麼香了。
陳藝從親戚得知她畢業去向時的反應也看出了端倪。以前說起在大廠實習或者工作，大家都會讚不絕口，如今面對大廠的offer，家人卻委婉地提起：“要不要試試考公務員？”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互聯網大廠當然還說不上大廈將傾，但高速發展后的疲態卻顯而易見。部門合併、調整、裁撤就發生在自己眼前，一種緊繃又沉默的氣氛在工區里流動。
陳藝曾經堅定地相信，只要自身實力過硬，就不用擔憂被優化。過去的互聯網從不缺乏個人努力和時代紅利共同寫就的財富神話，但在她步入職場的這一年，這個信念破滅了。
無力感和危機感幾乎壓得陳藝喘不過氣來。
她開始在下班后重拾自己的老本行，翻譯一本短篇小說。身邊的朋友知道后，稱讚她是“鐵人”，大多數人在下班后只想躺平休息，陳藝卻能繼續伏案兩三小時做文學翻譯。出版翻譯的稿酬並不高，陳藝和出版社簽訂的合同約定90元/千字。
在深圳加班的無數個夜裡，陳藝回到自己的小房間，打開書桌上暖黃色的檯燈，只有這時，她才覺得被安全感包裹。日報、周報和無數的會議的重複容易讓人感到虛無，重拾翻譯的過程也是陳藝重建自我價值認同的過程：“我找回了自己的個人價值感。”
劉沐常常被評價為“高能量”的人，能把一天過出48小時的架勢。工作和副業幾乎將她的閑暇時間佔滿，她的朋友圈卻仍然能出現衝浪、跳舞、烘焙、做手工的內容。但劉沐坦言，自己也曾被不安和焦慮籠罩。
劉沐開始把副業當成是一種逃離重複日常的嘗試，這些“第二人格”給她帶來額外的收入，也給她帶來如釋重負的快樂。
大廠人心照不宣的一個事實是，副業始終是一條不能公開談論的紅線。過去幾年裡，互聯網意味着遠大的前程、體面的收入，是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代名詞。在那時，多付出幾乎一定會帶來高回報。
搞副業不僅不夠體面，而且收入不一定有好好加班來得多。
然而，互聯網這班疾馳的列車慢下來以後，大廠能給打工人帶來的安全感也漸漸變得稀薄。不久前，騰訊的薪酬制度改革，漲薪的標準變得更加嚴苛。
唇亡齒寒。當身邊熟悉的同事紛紛“被離開”，也讓很多大廠人開始擔心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何時落到自己頭上。
面對動蕩的環境和越來越高的不確定性，副業便成了他們用來對沖不安定的一把武器。
過去兩年，“靈活就業”被官方也更加頻繁地提起。當更多的大廠人開始考慮將副業作為緩衝的出口，這條大廠嚴防死守的紅線，是否也可以與時俱進，向上抬高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