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時候，大概都聽家長講過“外國小朋友”的魔幻故事：比如中日《夏令營的較量》、美國小朋友賣檸檬水賺零花錢……故事裡，外國小朋友就是吃苦耐勞的代名詞，而中國小朋友則是蜜罐里泡大的的嬌慣廢物。可能不少人和我一樣，當年是真相信過，並且深深為自己感到羞愧，也想和外國小朋友一樣，做個獨立自主的孩兒界精英。
但多年之後我們發現，故事都是騙小孩的。
哪有什麼外國精英，《夏令營的較量》不過是作者精心杜撰的騙局，而美國小朋友也一點兒都不獨立。
正相反，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美國父母不僅沒有開展獨立教育，反而正在用美式溺愛，向社會不斷輸出巨嬰。
“讓2歲零9個月的孩子獨自出門去買東西？哦上帝，在美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最近Netflix最火的一檔綜藝《初遣》（Old Enough）進一步讓美國家長意識到，他們的教育有點兒不太對勁。
《初遣》引進自日本，是連續播出了32年的超長壽節目。聚焦2-5歲的小朋友，在他們毫不知情的狀況下，記錄他們第一次獨自出門幫家裡人跑腿的樣子。
打發孩子出門的理由千奇百怪：爸爸的飯糰忘帶了，你能給爸爸送到碼頭嗎；妹妹要開始加輔食了，請你去給她買兩顆蘋果吧；媽媽忘記給地藏佛戴斗笠了，你去給地藏戴上，再順便拔一顆捲心菜回來……
總之，為了家人，小朋友必須挎上小背包，獨自一人走出家門，去完成這趟旅程。
2歲零9個月的小朋友，獨自踏上旅程
《初遣》的宗旨是，“不添加任何錶演”，攝製組全程只負責跟在孩子身邊紀錄、保障安全，不會幹涉孩子的任何行動，因此觀眾能夠真切看到“人生第一次獨立行動”時，人類幼崽都會遇到怎樣的狀況。
有些小朋友迷路了，有些到了商店忘記該買什麼，還有的小朋友發現媽媽交代的捲心菜拔不動，急得小臉通紅。更倒霉的孩子，拎着小魚簍出門，沒走兩步，魚簍繩子就斷了，滑溜溜的生魚滾了一地，好不容易撿起來再走兩步，另一邊繩子又斷了，撿魚撿到生無可戀。
通常遇到這些情況，就是大人該出手相助的時候了，但《初遣》節目組選擇等待，等待孩子自己轉過悶兒來，找到解決的辦法。
於是你看到，迷路的小朋友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商店忘記買咖喱的小朋友，返程時突然醒悟，折回商店把咖喱買到了手。
拔捲心菜的小姑娘，一圈圈地轉動菜頭，足足轉了半個小時，終於在夜色里把捲心菜揪回了家。
而那個撿魚的倒霉孩子，最後雙手搬着箱子走到了魚店，成功帶回老闆娘幫忙處理的魚生，還給媽媽摘了一朵野花做禮物。
小姑娘給地藏戴上斗笠，開心一笑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這是一群連攝像機都認不出的小朋友所能完成的工作。但他們不僅做到了，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在第一次獨自出門的過程里，小朋友迅速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重新認識，並且自然而然明白了虛無縹緲的“責任”為何物。
拎着沉重的兩大罐奶粉、兩大瓶飲料和蘋果，千辛萬苦爬上斜坡，蘋果突然骨碌碌滾到坡底，此時要不要下去撿？累極了的小男孩想也沒想，立刻跑下坡去，因為蘋果是妹妹今晚要吃的人生第一口輔食。
怕生的壽司店小少東家，哭唧唧賴在家門口，不敢去乾洗店幫爸爸取料理服。但媽媽說，沒有料理服，爸爸就沒有辦法工作，小少東家咬咬牙抹抹淚，強咽下害怕，還是選擇啟程出發。
平常看起來啥都需要大人幫忙的小傢伙們，其實不僅認路，還能想辦法克服各種意外困難。
沒人知道這些神奇的力量平時都藏在哪裡，如果不是這檔節目把孩子們陡然扔進一個獨立的世界，這股子韌勁兒恐怕就要泯滅在父母的精心照顧之中。
《初遣》總導演大內淳嗣說：“這不是給孩子的紀錄片，這是大人的教育節目。小孩子要比父母想象中更能幹。很多媽媽非常擔心孩子，只讓他們做自己份內做得到的事，但是對孩子來說，有時候不那麼拚命，他們也能做得到。”
上線短短几天，《初遣》就火遍了美國家長圈，每個媽媽都在討論這檔又軟又小又可愛的節目。
一位“放養教育”支持者稱：“每個人都該看一看《初遣》，它會告訴你孩子真正需要的勇氣、自信和堅韌在哪裡尋找。”
看過日本小朋友的表現，再反觀家裡七八歲還不能獨自上街的小朋友，不少美國家長坐不住了。
曾幾何時，美國和日本都是“獨立教育”的排頭兵，提到成功的獨立教育，誰也繞不開美日模範典型。可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小朋友竟然掉隊了呢？
為什麼從前美國隨處可見的“野孩子”，成了只有在日本節目里才能看到的稀奇景觀？
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人也絕想不到，今天的美國教育會變成這個樣子。
1970年代，美國小朋友成天在院子里玩危險的草地飛鏢、騎車不戴安全頭盔、就連坐汽車也不系安全帶。
他們吸着爸媽的二手煙，塗美黑乳曬日光浴，在滾燙的鐵質露天滑梯爬上滑下，以現在的兒童安全標準來看，就是每天都在作死的邊緣瘋狂試探。
那年頭，家家孩子都多，沒有家長管你去哪兒瘋跑，到點兒記得回家吃飯就好。
資料顯示，“能夠自己一個人去附近”是每個70年代孩子入讀小學前的必備技能。
1979年，一所小學寫給家長、幫助他們判斷自家孩子是否夠格上小學的清單
而現在，以上提到的這些行為統統都不再被允許，別說任孩子瘋跑，就算是有計劃的旅行遊戲，都可能面臨警方的嚴重指控。
2008年，《紐約太陽報》專欄作家Lenore Skenazy因為發文講述如何支持她9歲的兒子獨自搭乘紐約地鐵回家，就被臭罵為“全美最爛媽媽”。
兒子央求了她好幾個禮拜，希望她把他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讓他憑自己的能力嘗試回家。
Skenazy同意了，她給了兒子一張地鐵地圖、一張地鐵卡、一張20美元鈔票，以及幾枚打電話用的兩毛五硬幣以備不時之需，隨後便先行離開。
45分鐘后，兒子準時到家，一切都很順利，Skenazy希望藉此告訴大家，可以對孩子多一些放手，多一點信任。
但讀者並不買單，雪花般的投訴信湧進太陽報和Skenazy的郵箱，憤怒的讀者聲稱，要以“疏忽照顧兒童罪”報警，讓警察來好好處理Skenazy這個不稱職的媽媽。
“疏忽照顧兒童罪”可不是什麼子虛烏有的杜撰罪名，每年都有家長因此受到嚴厲懲罰。
2015年，佛羅里達州一對夫婦被判“疏忽照顧兒童重罪”，因為他們回家較遲，導致11歲的兒子進不去家門，在院子里玩了90分鐘的籃球。這一幕正好被鄰居看見，並熱心地報了警。
結果這對夫婦被當場拷走、拘留一夜，他們11歲的兒子和4歲的弟弟被送往寄養家庭一個月，並接受“遊戲”治療，直到這對夫婦補完社區提供的育兒課程為止。
2014年，康涅狄格州，一名11歲的小女孩因為貪圖車內空調涼爽，拒絕跟媽媽下車一起去藥店，獨自留在車內，被好心人報警。結果女孩母親以輕罪被法院傳喚。
美國法律網站：疏忽照料兒童也是一種虐待
俄亥俄州新奧巴尼警長甚至直接建議：
“不該讓孩子在沒有大人看顧的情況下外出——直到他們年滿16歲為止。”
照顧孩子對於美國家長來說，成了一個精確到毫米級的巨大工程。
沒有家長願意被視為不重視孩子的失職父母，但也沒有任何一本指導書明確指出，做到什麼程度才算足夠重視。於是家長在“照顧”的路上越卷越離譜。
卷到盡頭，不少人成了煩人透頂的的“直升機父母”，時刻嗡嗡着盤旋在孩子頭頂。
你也可以按瑞典人的叫法稱他們為“冰球父母”——像呵護冰球一樣，不斷調整冰面，確保孩子以正確的速度滑向正確的方向。
他們一方面精心照料孩子的生活，把孩子“服侍”得舒舒坦坦，一方面時刻警惕任何一點可能帶來傷害的外部因素。
他們需要掌握孩子的每一條社交信息——跟誰在發短信，對方多大，幹什麼職業——即便上個廁所，也要列出好幾條守則：
絕不讓孩子單獨使用公共廁所；
教會孩子使用廁所隔間而不是小便斗；
避免使用入口多於一個的廁所；
在孩子使用廁所時，要始終站在門口和他講話。
直升機父母堅信，世界上哪裡都不安全，除非是在他們身邊。
上：當你孩子在看暴力色情片時；下：當你孩子交了網友
所以不難理解，為啥當代美國人只能在日本節目上欣賞幼崽獨自出門的可愛樣子了。
美國社區里，早已沒有能容忍小朋友獨自出門的寬容氛圍。
甚至就連《初遣》這檔節目，也收到了不少緊張父母的批評。
《The Age》雜誌城市評論員Cara Waters就是其中一員，她毫不客氣地稱《初遣》為“日本邪典”。
她認為，《初遣》只是一場精心炮製的真人秀，它動用大量工作人員跟拍和排查周邊路段安全情況，刻意誇大了幼兒的能力，也有意模糊了生活中潛在的幼兒安全風險。
從根本上來說，是在用“安全的假象”挑釁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當代美國兒童安全規則。
工作人員會拎着偽裝好的攝像機全程跟隨兒童
“如果你信了這種作秀，那我真是替你的孩子捏把冷汗。”
一名美國觀眾在社交平台上評論道。
“並不是誰都能像日本人一樣養育孩子，他們有全世界最安全的社區和街道，車輛永遠會注意禮讓行人，而我們呢？美國可不是這樣的地方。”
美國家長這套操作，我們簡直太熟悉了，幾乎就和咱爹媽一模一樣。
沒想到學了幾十年的先進典型，最後倒和我們走到了同一條路上。
高估風險、崇拜安全、不接受任何風險——“安全至上主義”席捲天下。
幾乎在每一個經濟水平足以支撐過度育兒的國家，安全都成了教育中的第一鐵則。所有活動必須在保證絕對安全的前提下進行，每一種可能威脅安全的玩法都進了垃圾桶。
從70年代的自由放任，到當下的緊密盯人，為什麼家長的育兒方式會產生如此根本性的改變？
有些人也許會回答，當然是因為現在沒有從前安全了，但事實正好相反。
根據美國Let Grow官網彙集的犯罪統計數據，不論是謀殺還是綁架，美國的各項兒童犯罪率在2013年後都維持在歷史極低水平。
實際上，與其說是因為社會不再安全，不如說一切都來自當代父母逃不掉的集體焦慮。
美國社會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一書中指出，導致我們走向“安全至上主義”的一個原因是，新聞媒體在不斷加強社會並不安全的集體印象。
報紙里、電視上，到處都在講述兒童被拐賣謀殺的聳人案件。
1984年，一位父親為自己被拐賣失蹤的兒子亞當成立基金，把亞當的頭像印在牛奶盒上，傳遍千家萬戶。到1990年，這項計劃已經擴大到眾多失蹤兒童，印刷頭像也遍布紙袋、告示牌、披薩盒，甚至水電繳費單。
從沒有哪一代人，像90年代初為父母的那代人一樣，時刻被提醒着孩子可能被拐賣失蹤的恐慌。
儘管數據證明，每年美國99.8%的失蹤兒童都會順利返家，剩餘兒童里只有百分之一可能被陌生人帶走，兒童被拐賣幾率微乎其微，但鋪天蓋地的尋人廣告讓每一個父母都感到，自己就可能是那不幸的百分之一。
加劇當代父母焦慮的另一個原因是，少子化時代，父母明顯在孩子身上傾注了更多的心血。
經常聽一些年輕媽媽感嘆：現在生養一個孩子都已經這麼辛苦，當年爺爺奶奶拉扯大爸媽輩兒四五個孩子，該是多要命的一項工程。
但這不過是一種錯覺。
當代父母和五六十年前的父母在育兒上付出的精力，是完全不相等的。
皮尤研究中心一份調研報告指出，與50年前的全職媽媽相比，當代父母雖然養育着更少的子女、承擔著更長時間的職場工作，但花在育兒上的總時長卻要更長。
這意味着，我們正在把過去平攤在幾個孩子身上的關愛，全部匯總在一個孩子身上。
如果說，一口氣養育七八個子女的爺爺奶奶輩，早有準備接受一兩個孩子夭折，那麼傾注全部心血培育一個後代的當代父母根本承受不了任何沉沒陳本。
對於失去的恐懼，驅使他們不斷去尋找更為絕對的安全。
於是街上掛着鑰匙自己回家的孩子不見了，“打醬油”成了過去的都市傳說，漸漸的，就連單獨留孩子在家都變成了犯罪。
一切都終結於“安全”。
那麼在如此無菌環境下長大的孩子，真的安全了嗎？
不幸的消息是，肉體確實安全，但精神卻不一定。
1995年後出生的Z世代，是“安全至上主義”教育最主要的接受群體。
而Z世代也是迄今為止，罹患抑鬱症比例最高的一代。
2013年Z世代步入大學的成人社會，全美年輕人抑鬱率立刻飆升。相比於其他世代，他們更容易報告明顯的心理問題、更容易受到新聞事件的影響，更少用“很好”來形容自己的精神狀態。
與此同時，他們還是最為偏激和容易採取極端行動的一屆年輕人。
Z世代校園中，抵制受邀演講嘉賓的“罷邀活動”越來越頻繁，但凡受邀嘉賓與自己有一點點政見不合，比如像羅琳女士一樣發表過所謂跨性別者不友好言論，Z世代學生就會向校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停止邀請。
如果校方不從，“罷邀活動”甚至會演化為追着嘉賓喊打喊殺的暴力行動。
極端的安全孕育極端的脆弱，《黑鏡》又一次說對了。
關於“安全至上主義”，它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媽媽一個不留神，3歲的女兒追着小貓走失，雖然很快被找回來，媽媽卻嚇壞了。她找到科技公司，給女兒植入芯片，芯片可以讓媽媽共享女兒視野，並屏蔽所有不利於兒童的負面信息。
媽媽滿意了，從此她每天通過芯片監控女兒的一舉一動，確保她時刻安全。
但女兒卻因為屏蔽錯失了很多經歷：她看不到流血的手指、看不到外公因心臟病倒地，看不到母親在葬禮上悲傷流淚的面龐，所有這些，在她眼裡只是一團扭動的馬賽克而已。
漸漸的，女兒發現同學經常看一些她看不到的東西，即使同學轉述，聽在耳朵里也只剩屏蔽后的雜音。她意識到，自己的生命里缺少了一些東西。
於是她開始自殘，企圖突破屏蔽，媽媽在醫生勸說下意識到必須停止監控才能緩解女兒的心理問題。
於是媽媽把監控器鎖進閣樓，女兒終於回歸正常生活。但她卻開始不由自主地去追尋疼痛、刺激，學色情影片中的女人說話，如饑似渴地吸收那些錯失多年的負面信息。
當女兒步入青春期，開始交男朋友，媽媽終於還是因為擔心，再次打開塵封多年的監控器。結果卻看到了女兒和男友的激情畫面。媽媽沒有聲張，而是每天在女兒飲食里偷偷添加避孕藥，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守護她的安全。
當女兒發現媽媽背後所做的一切，她崩潰了，暴怒中奪過監控器瘋狂砸向媽媽。媽媽血流滿面，女兒卻沒有停手，因為此時屏蔽功能再次開啟，女兒眼中的媽媽沒有鮮血，只有一團扭曲的馬賽克。
為什麼周全的保護，反而會孕育脆弱和暴力？
海德特用一則花生的故事，做了精闢的類比：
1990年，美國兒童花生過敏率不過千分之四，但到2008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超過原本三倍的千分之十四。
在1990年到2008年的近二十年間，學校和家長提着十二萬分的小心，儘力減少兒童與花生的接觸，為何過敏率不降反增？
多年後人們才發現，正是減少花生接觸導致了花生過敏。
實際上，讓兒童定期規律地接觸花生製品可以誘發保護性免疫反應，讓過敏率大幅下降。而長期限制接觸花生，則會讓過敏反應越來越嚴重。
事情正是如此，因為缺乏接觸過敏原，所以導致過敏，同樣的：
“一味幫孩子擋開各種風險，我們可能讓他們過度懼怕毫不危險的情況，無法習得他們將來必須熟悉的成年技能。”
美國的不同育兒模式：除草機父母、直升機父母、放養型父母、支持型父母、虎式父母、象式父母
當代家長和子女間，總像是連着一條剪不斷的臍帶。
我們一面抱怨着孩子總也長不大，一面又甘之如飴地繼續把他們當個寶寶寵愛。
脆弱、暴力、極端化，當整個網絡世界的人們像小孩子一樣非黑即白地思考問題的時候，是否有人會反思，為什麼我們正在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巨嬰社群？
能摧毀一個孩子的，並不僅是某些邪惡力量，更可能是過度的關愛。
誠然，世界是危險的，但我們是否正在因為自己的焦慮而替別人高估了風險呢？
世界現在是屬於我們的，然而終有一天將是屬於他們的。
或許在衡量現實時，我們都該跳出“家長的理想”，比照真切的歷史，找到一個更加合適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