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騎手的15天

已經到缺調味品的時候了。4月14日,上海市長寧區,餓了么騎手黃明接到一位居民幫買鹽的電話,對方說“沒有鹽,搶的菜也沒法吃”。黃明騎着電動車跑了半個多小時,問了5家店才找到鹽。他買了最後10包,1包給那位居民,剩下的留着備送。騎手群里已經有人在問“哪裡有鹽”。

4月10日,上海市黃浦新區,一名騎手即將出發送貨。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4月10日,上海市黃浦新區,一名騎手即將出發送貨。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耿學清 來源:中國青年報

另一位同時跑蜂鳥和順豐等4家平台的騎手岳冬川,也接到客戶電話,請他幫鄰居買鹽。最終,他沒買到鹽——買了兩罐豆瓣醬。對方沒提加配送費,他也沒說,“塞袋裡順手送了。”

“大上海可能不缺物資,但是感覺非常不均衡。”岳冬川說。

接受採訪的騎手們否認最近傳說的“日入過萬”,稱這種情況非常少見,除非當天接的全是路線單一、獎勵金額高的企業單,“要不那心得黑到啥程度?”

他們決定去跑單

4月10日,黃明接到公司催他出來跑單的電話時,已經吃了一周的老乾媽辣醬拌飯。

他所住的小區因有密切接觸者,從3月26日開始封控管理。當時的消息說“封4天”。黃明和3個安徽老鄉兼室友一起買了5公斤大米、少量青菜,早上睡醒吃一頓、下午餓了再吃一頓,想着“4天怎麼熬都能熬過去”。

沒想到,4月1日小區沒解封。當時社會和企業不斷呼籲“釋放運力”,兩個室友決定外出跑單,代價是出去就不能再返回。

黃明被同在上海打工的妻子勸住。妻子說,病毒對人肯定有害,不管大小,如果感染隔離,“活兒也白乾,別冒險了”。

他和另一個舍友花280元買了25公斤大米,並收到社區發的1包泡菜、3顆洋蔥和幾個土豆。

4月1日這天,住在集體宿舍的美團騎手張年也決定和7個舍友外出跑單。除了響應“釋放運力”的號召,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吃膩了方便麵。集體宿舍沒有廚房,只能用唯一的電熱水壺燒水泡麵,嗡嗡地幾乎從早燒到晚。

張年說,離家打工都是為了掙錢,在宿舍待着肯定什麼都掙不到,不如出去碰碰運氣,而且他具備在疫情中工作的經驗。

張年26歲,到上海打工前,在武漢送外賣。2020年年初,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他被迫退掉臘月二十九回河北老家的車票,在租住地——一座有100多棟居民樓的社區,當志願者。

“那時想法跟現在差不多,都是為了吃飯、生存,出來當志願者有飯吃。”張年表示,出租屋裡什麼也沒準備,5個年輕舍友全都到小區當志願者,大家有力氣、熟悉路線,幫助社區卸菜、送菜、消毒。

當時,他們真正地在跑“最後一公里”。政府分發的物資拉到小區門口,他們卸車后往各個樓棟送。

武漢早期疫情猛烈,他們光着身子穿防護服,戴着大號尿不濕,小便、大便都在裡面解決,直到晚上睡覺才能脫掉沖洗,住在臨時搭的棚子里,不能回樓里住,“武漢那時候真苦,但是大家目標很純粹,就是那幾項任務,效率高。”

20多天後,武漢疫情稍緩,越來越多的社區年輕人出來當志願者。張年等6人抽出身干原來的活。他們所在的外賣站點,經當地指揮部協調,接受了為居民配送藥品的任務。

“每天有一個人專門盯在那裡,往我們身上調單。”張年回憶,藥店開門后,他們只負責取葯、送葯、送酒精,前期求葯信息、診斷、配藥、找葯已有人完成。封的時間長了,許多居民特別是老人缺葯。

“送葯是有償的,跑一單能拿一單的配送費。”張年表示。

張年覺得,武漢一開始措手不及,比如他們所在的小區居民儲備普遍不足,大概前十天特別難,但大批物資到后,能做到快速分發,“不愁吃、不愁喝”。

在武漢封了76天後,張年重回街頭送外賣,由於平台配送費一降再降,到最後“一天也跑不出什麼錢”,轉到上海打工。上海一單大約能高兩元,“一天跑50單就多掙100元。”

這樣在上海一干就是兩年。

4月3日起,張年的小區通行證不管用了。一些平台公司稱協調定點酒店,實際上並沒有向他們開放。酒店的理由是“價格沒談妥”“屬地有規定不接待流動人員”或者“被徵用”。他讓沒出來的朋友把被褥從窗戶扔出來,住到一座高架橋下。

4月10日,黃明和室友的泡菜、洋蔥、土豆早已吃完,老乾媽玻璃瓶見底,他把瓶子塞進垃圾袋繫緊——他們再也不想聞到辣醬的味道。

他們第二次收到社區發的“蔬菜包”:兩根胡蘿蔔、兩個土豆、兩個西紅柿、1塊姜、幾瓣蒜和1盒罐頭。

黃明把這些菜分給鄰居,決定出去跑單。

“全變了”

走出小區,黃明才發現外面的物價已十分離譜:10公斤東北大米,160元;5升裝的菜籽油,以前130元能買兩桶,現在只能買到1桶。一位客戶想吃橘子,市場的攤販不按斤賣,按個賣——每個5元。客戶在微信視頻那頭也驚呆了,表示“吃不起,不吃了”。

僅封控14天,黃明感覺自己像一個初入江湖的新手,以前熟悉的賣家、市場換了一副模樣。

他嘗試着向商家討價還價,對方態度強硬,“不買就可以走”,更多的時候壓根兒不理他,因為仍然有很多人買。

岳冬川等早出來10天的騎手已熟悉了這個新江湖。有貨和有渠道拿到貨的人是“大爺”,跑腿的騎手和下單的居民都處於弱勢地位。

接單形式、取貨方式和送貨路線都在重構。

騎手一般分為專送騎手和眾包兩類。張年解釋,雖然各家平台的叫法可能不一樣,但是簡單理解就是專職和兼職的區別。

專職騎手供職於一家平台,工資以月結為主,由系統派單,負責一定範圍的商圈,優勢在於每一單配送價格較高、穩定。兼職騎手更自由,收入日結,可以接全市、跑全市,配送費不固定,可以同時在多家平台兼職,但是需要搶單。

一名專送騎手打開手機上的騎手系統向記者介紹,地圖上的紅色圓圈代表他們站點負責的商店,顏色越紅、外賣單越多。封控管理以來,許多商店停止營業,或在偷偷營業、不再線上展示,騎手很難在系統上準確看到貨源和店鋪營業信息。派單量急劇減少,許多專送騎手也轉向跑眾包,幫買、幫送。

在眾包騎手登錄系統后的頁面,記者看到,“大廳”里展示着一列看不到尾的待派單。張年說,放在疫情前,大家掃一眼就能判斷是否搶單,現在,不但要看距離、路線、價錢,最關鍵的,要看具體買什麼。

以往的路不一定通。上海的騎手多集中在靜安、黃浦、徐匯、長寧等市中心及附近區域,這些區域遍布知名店鋪、商超和商業步行街,正常狀態下每天發出大量派往全市的單。現在,商店普遍關門,騎手無法前往浦東,其他地區的路線也需要重新考慮——因為不清楚哪條路已經“斷了”。

岳冬川在閔行區遇到許多次臨時封路,地圖顯示可以通行,到了路口才看到有圍擋,“手上的單不能放棄,第一次只能繞路,要繞很遠,想盡辦法都要給人家送過去,但是再看到那些區域的單就不接了。”

4月6日前,他們很少送蔬菜、水果,因為沒有貨源。有時,貨源充足的菜場老闆不賣菜給騎手:只接團購單,比如單價188元、288元等高價的蔬菜包,不接受他們在裡面選購。

他們盡量避開小店、菜場,挑選貨源時優先到連鎖便利店、中大型的商店,為顧客購買盡量明碼標價的貨物。運氣好的話,他們可以拿到購物小票,不用把時間浪費在溝通上,直接無接觸配送到小區門口,拍照走人。

“這是早期有貨的時候。”岳冬川強調,到後來便利店基本被掃空,只剩水和便當。商超一般對接大客戶,騎手取貨比較難,並且,他們不確定哪些商超在營業,有的大商場只打開倉儲後門。

商店開門具有相當大的隨機性,並且開門只是打開一條門縫。他們的經驗是,如果你看到門口站着騎手,這家大概率在賣貨。

如果沒有明碼標價,他們會和客戶打開視頻通話,讓客戶看到貨物、聽着報價。對方如果決定買,就會把購物款轉給騎手結賬,等貨送到了再給跑腿費。

騎手會在各自的群里分享一些賣貨的商店,在路上看到手裡有貨的騎手,會詢問在哪買到的。

“大家都會講,沒見過壟斷的。”岳冬川表示,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家店明天可能就不再開門,只能再重新尋找,“1個騎手找不到,100個、200個總會找到。”

求購其實是在求助

在封控管理前,騎手們不太喜歡接幫買單。

“太費事。”岳冬川解釋,平時送單,從A點送到B點很快,疫情前這種幫買單,這裡要一個、那裡要一個,不是所有東西都能一次買齊。

現在則以幫買單、幫送單為主。“實際上這是封在家裡的人在求助,他們實在缺少物資或藥品,請我們這些還能在外活動的騎手幫忙。”這也是為何現在一些騎手脫離平台交易的原因之一。

有言論指責騎手脫離平台交易掙“黑錢”,呼籲居民保留交易證據,等上海恢復常態後向有關部門投訴。

岳冬川說,脫離平台是有原因的,居民和騎手都有苦衷,“外面的人可能不清楚求助居民的現狀。”

封控管理以來,能在街面上活動的群體不多,騎手是其中之一,但是當前出來跑單的騎手數量有限,居民下單多數時候遲遲無人接單,一旦聯繫上一名騎手,會立即要手機號、加微信,與鄰居和朋友拉群,如果再有幫買、幫送的需求,會直接聯繫騎手幫忙。

受訪的幾名騎手都已加過上百個微信號。有時忙不過來,騎手們會互相分擔求購信息。

“私下單的跑腿費一般每單50元,根據距離、貨物的數量和重量,再與客戶商量,100元一單的屬於高的,但是很少。”岳冬川說,這個價格其實並不高,“你想想,平時的同城急送一單需要多少錢?”

並且,疫情下,還有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時間,找貨、排隊、繞路的時間。一名騎手接了一個買可樂的單,跑了一下午沒找到,他想把100元跑腿費退掉一半,但是對方沒收。

私下求助的居民也並不是天天求購,如果能買到,他們基本是一次性讓騎手買大量的貨物。岳冬川說,接單還是以平台單為主,平台整合了全市的需求,也節省溝通成本。

有些私下求助信息令人揪心,如果能做到,他們不會勸其找別的渠道。比如,嬰幼兒的奶粉和尿不濕,騎手們近乎達成默契,看到后一般都會迅速接單。

在徐匯區,岳冬川接到一個女生求幫買葯的單。他們輕易不接買藥單,因為買葯需要排長隊,也容易碰壁:藥房對處方葯有嚴格要求,有時要報身份證,查購葯記錄。

這次,岳冬川身後就是一家藥店。但對方說,她的葯是治抑鬱症的,必須到精神衛生中心去買。

到了醫院,看到望不到頭的購葯隊伍,他想放棄。那名女士稱“情況很急,手裡沒藥了,想跳下去”。最終,他頂着大太陽排了3個多小時的隊買到葯。那名女士額外給了100元小費。

一名騎手接到“送人”的信息。客戶是一個急性腸胃炎的年輕人,疼得滿地打滾,“腸子里像刀刮”。打120、110都要排隊或需要自己核實醫院接診才可以送。他出100元讓騎手帶到醫院門口。

那個年輕人幾乎是爬着從小區出來的。這名騎手用電動車馱着他,騎行十多公里從虹橋帶到徐匯,尋找可能接診的醫院。

張年在一個封控小區遇到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老人可能不會網購,也好像不清楚外界發生了什麼,站在小區門口旁的柵欄里,像在菜市場買菜那樣問前來送單的騎手,“您這個怎麼賣?”“多少錢一斤?”“有雞蛋賣嗎?”

張年看到時,想掉淚,因為那個老人像自己學不會用智能手機的爺爺。他告訴老人,這都是人家訂好的,要從網上下單。他買了一箱雞蛋送給了老人。

在疫情前,騎手們喜歡送單的地方是醫院、學校、樓齡較新的小區和高檔小區。

“因為這些地方通常不讓騎手進,放在門口就行,省時省力。”張年坦陳,老舊小區、公房物業力量不足,經常會遇到可以讓騎手進、但不讓電動車進的情況,這些小區的樓層普遍低、沒有電梯,樓棟牌號不清楚,騎手很容易迷路。

這些小區在封控后,問題更為突出。張年說,平常不用騎手送到家門口的,除非那個小區疫情非常嚴重、物業和保安遭受重創,一般仍可承擔小區內的配送,何況還有志願者。

而老舊小區和公房則令人擔憂。張年租住的小區由10餘棟6層的公房組成,100餘戶,負責小區的只有幾名保潔員和保安。

因為有張年等騎手租戶在外跑單,該小區不缺物資。張年拉了微信群,大家定期接龍下單。之前能進小區時,他們直接把物資送到樓門口。自從小區通行證失效,物資如何再送到樓門口成了難題。

有人向居委會求助,居委會距小區較遠,人手也不足,讓樓里派代表或推選志願者,由於該小區本地老人、外地人較多,平時走動少,也沒推選出結果。

最終,張年想出個主意:按每趟10元的費用動員小區保安多跑腿。“疫情以來,保安也挺辛苦的,很多來自外地。”張年說,多給他們一些物質激勵,比協調樓里的人容易。

騎手的非戰鬥損失

順豐騎手“日入過萬”的消息一出來,就在騎手圈引起熱議。張年說,當時大家認為是假的,即使是最牛的“單王”,這種狀態下每天跑五六十單幾乎已到極限,只有一種可能:那名騎手接到了企業單,還是相當高的打賞單。

“順豐同城”的官方回複印證了他們的猜測:那名騎士共完成60筆同城配送訂單,系企業用戶下單,訂單傭金計提總額達10067.75元。其中包括用戶打賞約7856元。也就是說,該騎士平均每單不含打賞收入為約36.9元,平均每單獲得打賞約131元。

岳冬川4月9日接到過類似的單,從徐匯一家醫院拿中藥挨家挨戶送,一共37單,總收入1300餘元,沒有打賞。

“這種單很累,要盡量快速送到。”他那天沒有吃午飯,從早上九點送到下午三點。

張年的最高收入紀錄是一天3000多元,從早8點到晚上10點,跑了40多單,當晚腿傷複發。

張年說,這些天確實是掙到錢了,但高峰期已過,或者說是貨源越來越難找。幾位騎手向記者展示收入:從最高峰的3000多元,到千元左右,最少的一名騎手一天跑了9單掙到200元。

封控以來,騎手們最擔心的是生病、紅碼和摔車等意外。

從4月2日至9日,張年沒有吃過熱飯、熱菜,因為住在橋下,沒有熱水,車上放着一摞麵包、瓶裝水,但是經常吃不下,“麵包太干。”張年說,他三天沒有大便。很多公廁都封了,這十幾天他們沒洗過澡,也沒洗過頭,早上醒了用濕紙巾擦臉。

4月10日,一家連鎖便利店開門,賣盒飯,熱米飯、熱菜。張年扒着門縫買了3份,坐在門口台階上往嘴裡塞,一口氣全吃光了。

岳冬川表示,在外跑單,他們要保持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幾乎每天要去醫院花40元自費檢測,出結果後上傳至平台,並在卡口隨時接受檢查。

4月13日,上海迎來封控以來的第一場降雨。當天下午,上海氣象台發布暴雨黃色預警,張年、黃明和岳冬川等騎手均未外出跑單,他們沒有帶夠衣物,長期睡在水泥地上,擔心再淋雨可能會發燒生病,影響跑單。

他們只有一項商業保險——每天開工平台扣3元保費,沒有其他保障。騎手的口罩普遍也是自費買的藍色普通口罩,“買不到N95,也貴。”

下雨天路滑摔車更令他們擔心。張年說,自己摔傷沒事,長期跑單不可避免,主要是擔心摔壞貨物、車子和手機。尤其是摔壞貨物,不僅白乾,還要賠償。

這些天,張年經常看到路邊推車走的騎手,不是電量耗盡,就是車子出故障。

騎手的電動車分為換電和充電兩種車型。換電需要到車行或自助換電櫃。封控以來,許多車行關門。自助換電櫃多位於樓宇內部或城中村裡。可供換電點減少,騎手估摸着電量接單。

黃明的車是充電式的,他找到一個環衛站,每天塞給管理員一包煙,晚上在那裡充一次電。

一些修車行與騎手達成默契,車出故障后,騎手把車放在車行門口,發送信息后離開。車行老闆修好后,把車再放到門口,等騎手自行推走。

“現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早點兒恢復正常。”岳冬川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黃明、岳冬川、張年均為化名)

新聞鏈接:上海騎手保障的最新進展

自4月13日至17日,《中國青年報》持續關註上海疫情一線騎手住宿難等保障問題,通過內參、公開報道等多種方式呼籲為這支“上海保供力量”提供保障,多家媒體跟進。有關方面日前已回應將積極協調。

4月19日上午,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周嵐在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外賣等電商平台騎手是上海市生活物資保供的重要力量,該市在崗騎手已近兩萬人。即日起各區將積極做好屬地配送寄遞人員的管理和服務保障,設立免費核酸檢測專用通道,優先出具核酸檢測報告,為騎手上崗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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