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感染SARS-CoV-2後會出現嚴重的疾病，而其他人只有輕微的癥狀或根本沒有癥狀。除了高齡和慢性疾病如糖尿病等風險因素外，我們的遺傳基因對我們個人的COVID-19嚴重性風險也會產生影響。
2020年秋天，來自卡羅林斯卡學院和MPI-EVA的Hugo Zeberg和MPI-EVA的Svante Pääbo稱，我們人類從尼安德特人那裡繼承了嚴重COVID-19的主要遺傳風險因素。2021年春天，同一研究人員二人組研究了古人類DNA中的這一變體並觀察到自上個冰河時代以來其頻率已經在顯著增加。事實上，對於從尼安德特人那裡繼承的基因變體來說，它已經變得出乎意料地普遍。因此，它可能在過去就對其攜帶者產生了有利的影響。”COVID-19的這一主要遺傳風險因素如此普遍，以至於我開始懷疑它是否真的有什麼好處，如提供對另一種傳染病的保護，”Hugo Zeberg說道，他是PNAS上這項新研究的唯一作者。
該遺傳風險因素位於3號染色體上的一個區域，該區域由許多基因組成。在其附近有幾個基因為免疫系統中的受體編碼。其中一個受體–CCR5–被HIV病毒用來感染白血球。Zeberg發現，攜帶COVID-19風險因素的人擁有較少的CCR5受體。這促使他去測試他們是否也有較低的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通過分析來自三個主要生物庫的病人數據，Zeberg發現COVID-19風險變體的攜帶者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降低了27%。Zeberg說道：“這表明一個基因變異體可以既是好消息又是壞消息：如果一個人感染了COVID-19，那就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它提供了防止感染艾滋病毒的保護。”
然而，由於HIV在20世紀才出現，所以對這種傳染病的保護無法解釋COVID-19的遺傳風險變體早在1萬年前就在人類中變得如此普遍的原因。“現在我們知道，COVID-19的這種風險變體提供了對艾滋病毒的保護。但這可能是對另一種疾病的保護，這種疾病在最後一個冰河時代之後增加了其頻率，”Zeberg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