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女騎手潘寧帶着一家四口人告別了10平米蝸居生活，搬進上海9號線終點站的居民樓。新居六十平米的空間承載了多重功能，牆上貼着外賣平台服務的多項細則，桌上擺放着一瓶鮮花——這裡既是潘寧的家，又是她的工作場所。
與大眾印象中的外賣從業者形象不同，潘寧臉上畫著精緻的妝容，穿着一身淡色的毛呢外套。但是依然能看出她皮膚的底色和點點雀斑，她下午3點左右才吃完午飯，即便當上了站長，潘寧的工作軌跡依然追尋着站點的爆單時間。
下午5點左右，隨着晚高峰的逼近，潘寧的手機每隔兩分鐘就會響起一次。“寧姐，有個訂單聯繫不上顧客需要報備。”“寧姐，有個訂單需要轉出，麻煩你後台調度一下。”電話那頭還有無數個小狀況、小需求等待着她處理。
潘寧的站點環境 圖源：受訪者供圖
從騎手到站長，她們拿到了升職劇本
這是潘寧升為站長的第三年，早上9點準時開早會、迎接午高峰（10：30~13：30）、等待晚高峰（17：00~20：00）、整理站點騎手一天的工作數據……潘寧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
一開始，升職帶來的不確定和不自信佔了上風。從騎手到站長，跨越的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工作難度和壓力呈幾何式增長。
站長沒有一刻是閑着的，送餐高峰期的時候，她需要一刻不停地監控後台的異常訂單，當騎手閑下來時，她又要想着如何針對騎手的業績展開管理，包括招人、鼓勵業績下滑的員工、培訓新員工。“我擔心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不能服眾，而且以前從來沒有嘗試過管理類的崗位，會有點想要退縮。”
在老公的鼓勵下，潘寧接過了站點負責人的接力棒，手下管理着近百名騎手，其中90%以上都是男性。潘寧的老公也曾是站點的中流砥柱，最了解站點的人情世故，為了替潘寧鎮住場子，離開外賣隊伍一年的丈夫重新歸隊，當起了潘寧的副手。
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晚上，潘寧失眠了，第一次早會她還沒完全調整狀態，說話聲音有點虛，手心直冒汗。這種緊張和不安的情緒比她第一次送餐都要強烈。不過，所有並肩作戰的兄弟都給了這位“女戰士”最熱烈的掌聲。
逐漸進入新職業狀態后，潘寧的關注重點從個人單量轉向整個站點的業務數據，甚至細化到每個騎手的異常單量和用戶評價，哪個騎手狀態不對勁，哪個騎手的差評變多了，哪個騎手開始逆襲……潘寧都能捕捉到他們的細微變化。
成為站長以後，潘寧學會了excel表格製作，等到所有人都下班之後，站點只剩下她一個人，她會打開文件一遍遍地核對情況，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工作日報，這項繁雜的工作經常要持續到晚上12：00。
潘寧並不是唯一拿到升職劇本的女騎手。
三個月前，24歲的長沙女騎手王勛也來到了職業生涯的中轉站，一向大大咧咧的她還沒完全適應不跑單的生活，每天睜開眼，她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後台刷臉開工，然後將身體的每個細胞拉到送單狀態。
由於站點的騎手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的性格和處事風格不同，站長是串聯起整個站點騎手關係的關鍵人物。“我很擔心會有騎手不願意和我分享他們的情緒和工作上的困難，有的騎手很內向，我得旁敲側擊地引導他們說話。”
就像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顆石頭，王勛的加入給站點的“男人幫”帶來了全新的活力。王勛的辦公桌上經常會換上不同的鮮花，給這個稍顯粗糙的站點裝點了一份生機。“朋友們，爆單開始了！”王勛是站點工作群的氣氛擔當，每當爆單時間逼近，王勛的問候和鼓勵從來不會缺席，緊接着站點騎手就會開啟接龍模式——搞起來，搞起來。
王勛在站點附近開晨會 圖源：受訪者供圖
無論是潘寧，還是王勛，她們都在減少系統監控下可能出現的細微錯誤。為了避免遺漏異常訂單，潘寧站點的背景音樂是後台系統的聲音，系統連接着音響，設備聲音定格在最大音量，這是潘寧抵抗睡意的方法。派單異常的聲音不斷傳來，比如訂單超時、訂單被取消等等，催促着潘寧第一時間解決出現的問題。
和老練的潘寧不同，此時的王勛還在努力適應新崗位帶來的挑戰。“總要闖一闖的。”王勛聲音里仍然帶着不確定性。
霸榜的狠角色，在體力的競賽中殺出一條血路
雖然潘寧已經坐穩了站長的位置，站點裡的老人對她的工作風格習以為常，但她單薄的身體和溫和的性格總是降不住新人。
“站長總是給我挑毛病，讓她自己來試試。”被潘寧指出毛病的新人心中不免會有些埋怨。此時，老員工就會拿出潘寧往日的履歷唬住滿臉青澀的新騎手。
2016年，27歲的潘寧正式成為一名騎手，彼時外賣騎手還是新鮮的工種。一開始，她就感受到了來自同行男性的全方位碾壓。外賣騎手的兩個必備技能——爬樓梯和騎電瓶車，潘寧都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別人爬6樓可能一口氣就上去了，我一般要爬到三樓休息一會，到了6樓再緩一下氣息，才敢敲開客戶家的門。”
當部分騎手拎着十來單外賣闖進“車海”時，潘寧甘願慢下來。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有的騎手“嗖”地一下就能和她拉開差距，但她始終小心翼翼地站在斑馬線一側。她的送餐方式是一單單地送，只要還在送餐途中，就會在後台選擇“忙碌”，主動放棄隨時都可能擠進來的派單。
站着用餐是騎手的常態姿勢 圖源：受訪者供圖
起初，潘寧的策略是以在線時長來爭取單量，為了不耽誤送餐準點率，她在工作期間從來不喝水，每天兩趟送餐高峰期之後，她是少數還在堅持開工的騎手，但是非高峰期零散的單量始終敵不過高峰期，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潘寧的月工資要低於站點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別人的一半。
然而一個月後，她熟悉了方圓3公里之內的大部分居民樓、寫字樓和商圈的地段和注意事項，比如哪些小區是無法進去的，哪些是事故高發地段。細緻的觀察和細緻的服務終於給了潘寧漂亮的回饋：從業多年以來，一次差評都沒有找上門。
“多勞多得”是外賣系統中永恆不變的規則，這也刺激着一部分女騎手不斷衝擊着自己的體能上限。
為了過年加班的補貼和獎勵，2020年的春節，王勛沒有離開長沙，也陰差陽錯地成了疫情期間站點唯一一位騎手。那段不願有人外出的日子裡，她一個人擔起了所有的訂單站點，雖然每天接收的訂單不超過10單，但是大多數單量都是三四十斤起步，王勛記得自己一個人送過12箱牛奶。“小妹妹，辛苦啦！”這是當時王勛聽過的最暖心的鼓勵。
長春騎手李妍也是女騎手中的“狠角色”，長期霸佔着榜單第一，是當之無愧的外賣一姐。
李妍的職業生涯不算長，2020年初，從酒店后廚轉行做外賣員的她，身上帶着一股子“狠勁”。“后廚工作也很累，經常要起早貪黑，但是3000元的收入永遠不能有額外的存款。”外賣行業的收入構成讓李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她的目標很純粹，就是賺錢，這個信念能長久地支撐她一遍遍奔波在東北寒冷的街頭。
遺憾與缺失，放棄了漂亮的衣櫥
騎手的特殊工作方式使得她們經常會忘記當天是周幾，用早晚班去分割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騎手圈子裡，也沒人會關心每天吃什麼，用餐時間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等到用餐高峰期一過，他們會擠在時間的縫隙中，用幾個饅頭和涼拌菜拼湊成的騎手餐應付一下飢餓。
剛來上海，潘寧一家四口擠在10平米的逼仄空間里，這被稱為他們“臨時的家”。她和丈夫打地鋪，兒子和婆婆擠在窄窄的床上。除了一台電視之外，再沒有任何家電設備。
出於安全考慮，等到5歲的兒子下午4點放學后，潘寧會把他鎖在小屋裡，她和丈夫則各自在晚高峰時期奔命，直到晚上八點左右才回家，婆婆在超市的工作也要熬到晚上11點。這樣的權宜之計持續了兩年，兒子也在一個人的房間里鎖了兩年。
一次，潘寧像往常一樣收工回家，一向乖巧聽話的孩子當著她的面哭了。當晚，兒子因為飢餓，翻遍家裡所有的柜子，只找出唯一一包方便麵，卻不小心用熱水燙傷了自己。
那一刻，潘寧的心理防線被徹底攻破。入行多年，她從來沒有抱怨過生活，唯一的遺憾是陪伴兒子的時間太少，兒子的休息時間也受他們影響，每天都熬到晚上12點，他也習慣了家裡時不時會冒出異常訂單的提醒。
騎手的崩潰往往發生在一瞬間，有人說，送外賣就是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潘寧經常把工作上的不順利隱藏起來。
有一次上海暴雨，潘寧的電瓶車沒電了，此時離送餐點還有1公里，她一路推着電瓶車才順利把訂單送到客戶手中。因為客戶單元門出故障，王勛也吃到過不少閉門羹，有一次不耐煩的客戶從樓上丟下鑰匙，但鑰匙又卡在了單元樓間隙的大棚上，王勛只能從小區物業那裡借來一張桌子，才走進了單元樓。
“心裡不可能沒有情緒，但是我們做服務行業脾氣一般都被磨沒了，有怨氣也不能表現在臉上，只要用戶不給我差評，一切都能接受。”王勛所在的長沙站點總人數是51人，巔峰時期女騎手數量達到16人，撐起站點三分之一的力量。她們融入進騎手的隊伍中，不刻意觀察，很難看出她們與其他騎手的差別，騎手服是她們全年唯一的服裝。
不過，女騎手也是流動率很高的一群人。王勛身邊的“戰友”換了好幾批，如今整個站點最年輕的女員工反而成了老兵。王勛計算過自己轉行后的逛街頻率：從一個月一次壓縮至半年一次。有時候，騎着電瓶車經過繁華的鬧市區，不斷逼近的送餐時間卻不允許她多看一眼櫥窗里的衣服。
在長沙這座網紅城市，永遠不缺少年輕的都市麗人，她們穿着潮流的服飾，畫著精緻的妝容。相比之下，王勛過慣了素麵朝天的生活，繁華的物質世界對她沒有吸引。她只有一個念頭：好好賺錢，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南方的夏天總是特別漫長，燥熱一直延續到10月，王勛從來沒用過防晒霜，皮膚也被晒黑了好幾度，她捨不得在自己身上付出不必要的開支。看着臉上因為烈日下留下來的曬斑，“管它呢！就當是奮鬥人生的饋贈。”王勛坦然地說道。
橘子洲頭的微風能給她帶來安全感。“我覺得穿騎手服超酷的！”她享受永遠在路上的感覺，在緊迫的送餐時間裡體會到了自由。
理想生活不在大城市，而是遠方的家鄉
大多數女外賣員選擇這一行時，或多或少會遭遇周圍人的反對和質疑。
一開始，潘寧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你一個女孩子去送什麼外賣？怎麼比得過男人？”王勛也沒在第一時間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決定：“當時放棄學前教育工作又開了一家蛋糕店，因為疫情蛋糕店一直沒有單量，才開啟了外賣之旅，害怕家裡人覺得我三心二意。”
女騎手跳入外賣系統中，也被善意包圍過。每次她們把訂單送到客戶手中時，對着一張青澀的臉蛋，客戶也會投入欽佩或者詫異的目光。
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到2018年，美團外賣的女性騎手由最初0人，達到了8%的佔比。新京報智庫發布的《2020年外賣騎手職業報告》提到，1046份調查問卷顯示外賣騎手中由87%為男性，13%為女性。
“女騎手可能送得沒那麼快，但是差評率會普遍較低，像是外賣湯撒了、沒有送到餐就點送達等情況很少會出現。”潘寧的婆婆也辭去了超市后廚的工作，加入了女騎手的浪潮中。
多位女外賣員毫不忌諱地向時代財經表示，一開始踏入外賣行業都是為了改善生活狀況、還清負債。調研數據顯示，6成全職騎手月收入高於5000元。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騎手的平均工資一般能超過1萬元，接近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
儘管收入水平提高了，她們往往依然過着簡樸的生活，把攢下來的每一筆錢送回老家。她們的理想生活並不在大城市，而是在遠方的家鄉。
過去的一年時間裡，王勛做騎手賺來的上萬元救了媽媽的命。去年年初，王勛母親被確診為肺結核重病，一次複查要消耗近萬元的診斷費用。那段時光，王勛一邊過着拮据的生活，一邊接受母親病情的變動帶來的心理壓力。
“每次和醫生了解完狀況，我都會一個人悄悄地哭上很久。”這可能是王勛成為騎手后最脆弱的一段時間，好在最終，王勛等來了康復的結果。
現在她定下了一個目標：買上一輛房車，帶母親和姐姐去看沒有經歷過的風景，因為她喜歡永遠在路上飛馳的人生體驗。
騎手“一姐”李妍還走在超越自我的路上，她加入了精英騎手團隊。相比其他騎手隊伍，這裡的配送標準更高，每周高峰階段在線時長和送單準時率都有要求，這讓很多男騎手都望而卻步，而且成績吊車尾的騎手隨時可能要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儘管來到上海打拚將近6年，潘寧一家的生活半徑依然沒有離開過松江。她不能離開站點太遠，區域里的公園和歡樂谷成了他們偶爾打卡的場所，她和兒子都沒有去過迪士尼樂園。
成就感是潘寧踏入外賣行業的意外收穫，她沒想到自己能把站點經營得有聲有色。每次公司開年會，潘寧是全場上台領獎次數最多的站長，她帶領站點拿下了區域內所有優秀的獎項。也是在當上站長后，潘寧和丈夫用打拚多年省下來的錢，在老家開封市買下了新房子。
站點人員流動率很低，有的騎手會短暫離場，但是每次要重新殺回外賣市場時，潘寧站點總是他們的第一選擇。“站點不僅是騎手平時工作的固定場所，也希望能給騎手帶來歸屬感。”潘寧說完，立馬又接起了工作電話。
作者：徐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