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連用七個視頻質疑聯想賤賣國有資產、柳傳志楊元慶等高管上億高薪上演的是“窮廟富方丈”等等，引起互聯網上的軒然大波。老胡本不想就此說話，但它已成輿論焦點之一，很多網友在留言中催老胡談談看法。
我認為，司馬南的質疑是樸素的，有公眾意見的基礎，它們是中國輿論場這幾年積累的對聯想綜合不滿的折射。聯想曾是改革先鋒，柳傳志和楊元慶的表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參與了對中國企業家的定義，社會給予了聯想和柳楊極高的尊敬和期待，聯想也等於是對國人做了當IT龍頭企業、推動中國高新技術前進的承諾。
但是聯想實際上在貿工技路線上越走越遠，沒有在原始積累後向科技創新真正發力，漸漸退出了國家科技進步和對外競爭的鋒線，對中國核心競爭力的貢獻越來越小，很多人覺得這辜負了他們對聯想作為老牌明星企業的期望。尤其是，它被華為等飽受美國打壓的高科技公司比下去了，在模式創新方面也不如小米那樣的新興公司，柳楊等人依然在國有參股企業里享受上億高薪，整個公司和他們個人的輿論形象逐漸變得脆弱，事實上，對他們有規模的質疑早就開始了。
不過是否應當將柳楊和聯想放在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嚴厲的主視角下考量，我認為是需要謹慎的。當年聯想從中科院的全資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客觀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從結果看，它導致了國資佔比的縮小，但成就了一個很長時間裡的領軍企業。也許可以說，沒有當年的股份制改造，就沒有後來的聯想，因為聯想是中科院出來的最大企業，而且橫向看，全國的產品型IT巨頭沒有一家是純國企。
柳楊當年威望很高，是中國企業家中的符號性人物。聯想做到了PC機全球第一，另外在超算領域也在國內佔有一席之地，是世界500強之一，它至今不能算差的，但公眾對它的失望卻是有道理的。我在國外遇到過一名聯想在某國的負責人，他對我說，他更敬佩華為，他說華為給自己、也給中國造就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培養鍛煉了一大批中國經營人才，無論在哪個國家，華為團隊的負責人和骨幹力量主要是中國人，但聯想沒有給國家培養出這樣的隊伍。他舉例說，他本人在當地屬於“光桿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國的外國人，他的下屬是當地外國人。聯想的人都有這樣的失落感，更何況外人。
聯想平庸了，但它的“國際化”模式是否也是中國企業各種經營類型中應予尊重、保護的一種，同樣是值得探討的。我們不再崇拜聯想，與聲討和清算聯想，似乎是不同的事情。中國融入全球化，大概會有一些公司的利益在國家間更加“多元”，比如日本索尼公司就是這樣。但問題是，這樣做的是我們曾經寄予厚望的聯想，而且是在中國如此困難的時候，我們發現它不再是我們希望的鬥士。
▲針對這些質疑，聯想方面目前尚未作出公開回應。此前，對於研發投入、高負債等問題，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在2021/22財年第二財季溝通會上回應稱：“有人說我們研發投入不滿足上市要求，這是完全不對的。”
柳楊的光環顯然失色了，我不知道歷史會如何看他們當年的風光，會從他們發揮了那段時間的引領作用來加以肯定，還是會聚焦他們之後的“讓別人去闖”、自己在老路上“悶聲發大財”，視為一種“墮落”。我覺得視距越遠，越能看得更清楚。
寫此文之前，我詢問了多名專家學者的意見，他們對司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評價，有褒有貶，但都指出他的評述在專業上有瑕疵。司馬南是我的朋友，自稱“衚衕大爺”，我想他不會介意我將別人對他的這些評價直率地轉述於此。
我認為，倒過來追究聯想是否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謹慎。因為有不少民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都有所謂的類似“原罪”。中國經濟曾經是完全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如今民營企業佔了大半江山，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儘管大量民營企業都不是從國企改造出來的，但它們中的不少也曾有過掛靠鄉鎮的“紅帽子”，那當中的情形極其複雜。而且當時的改制方向受到了各地政府的認可和推動。我很擔心，如果反過來追究，甚至形成一個運動，將會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造成打擊，增加他們的不安全感。
至於柳楊等人的上億高薪問題，我認為司馬南的質疑反映了很多公眾的共同不滿。在促進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柳楊應當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這樣的批評，並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