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們曾擔心可持續發展目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但即便在新冠疫情持續肆虐期間，我們仍看到許多希望，這些希望生髮於多年前播下的種子。以下就是我們所學到的。
一年前，我們撰寫了一份不同尋常的《目標守衛者報告》。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多年持續取得進展后，第一波新冠疫情給萬千家庭、衛生系統和全球經濟帶來了災難性打擊。在每年的《目標守衛者報告》中，我們都會追蹤衡量各項健康和社會發展繁榮的指標，疫情讓我們不禁擔心這些指標的進展是否會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礙。
我們的確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一年：全球有數百萬人死於新冠肺炎，還有更多的人遭受全球經濟衰退的衝擊。目前疫情仍在肆虐，傳染性更高、致命性更強的變異病毒正在全球蔓延。
疫情在很多方面挑戰了我們的樂觀信念，但卻未能把它摧毀。
我們雖然經歷了最艱難的處境，但也見證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創新。事實證明，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能迅速做出改變以適應環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努力守護我們過去幾十年所取得的發展成果。對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而言，在新冠疫情持續肆虐的情況下，這些努力至少避免了更壞情況的發生。
過去一年的經歷讓我們愈發堅定地相信：進步是可能的，但並非必然。因此，付諸行動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樂天行動派”，我們有信心從迄今為止的疫情應對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如果我們能充分借鑒過去 18 個月中最好的經驗，我們一定能徹底戰勝疫情、重回正軌，並加速推進解決健康、飢餓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的根本性問題。
數據背後的驚人故事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無法忽視那些觸目驚心的差距。疫情面前，有些人只是輕症，有些人卻面臨死亡；有些人必須到崗工作，有些人可以居家辦公，還有些人徹底失去了工作。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從衛生系統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但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才真正讓世界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的嚴重後果。
數千萬人重新陷入極端貧困
新冠疫情給很多人帶來嚴重的、持續的經濟影響。我們知道自己在這個話題上可能沒什麼發言權，畢竟我們屬於世界上最幸運的群體。疫情讓這一點變得更加清晰。像我們這樣的富裕人群安然度過了疫情，而那些最脆弱的群體受到的打擊最大，恢復起來可能也最慢。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又有 31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儘管男性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比女性高 70%， 但女性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不成比例的經濟和社會衝擊：今年全球範圍內的女性工作崗位預計比 2019 年少 1300 萬個，而男性工作崗位基本能夠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儘管變異病毒有可能破壞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但一些經濟體正在逐步復蘇。隨着企業復工復產，新的就業機會開始湧現。然而不同國家之間，甚至國家內部的復蘇水平並不均衡。例如，到明年，發達經濟體中有 90% 能將人均收入水平恢復到疫情前，而中低收入經濟體中能做到這一點的只佔三分之一。減少貧困的工作停滯不前，這意味着全球預計有近 7 億人口無法在 2030 年前擺脫極端貧困，他們中絕大多數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
教育差距不斷擴大
我們在教育上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新冠疫情發生前，低收入國家中有 90% 的兒童無法閱讀和理解基本的文字，高收入國家中的這一比例僅為 10%。 早期證據表明，邊緣化群體的學習損失最大。富裕國家的教育差距也在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三年級的非裔和拉丁裔學生的平均學習損失是白人和亞裔學生的兩倍。高貧困地區學校三年級學生的學習損失是低貧困地區學校學生的三倍。
更多兒童錯過疫苗接種
與此同時，全球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下降到 2005 年的水平。從新冠疫情暴發伊始到 2020 年下半年衛生服務逐漸恢復期間，全球有 3000 多萬兒童錯過了免疫接種，其中 1000 多萬是由於疫情而增加的。有很多孩子可能不會再有機會補種這些疫苗。
而這裡有些數據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曾在去年的報告中提到，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 （IHME） 估計 2020 年全球疫苗覆蓋率將下降 14 個百分點，相當於過去 25 年的進展付諸東流。然而最新的數據顯示，疫苗覆蓋率的實際下降幅度似乎只有預估的一半。當然，即便如此，後果也是災難性的。
全球人民加速行動
隨着我們進一步梳理這些數據，我們發現這顯然不是僥倖的結果：在許多關鍵的發展指標上，得益於全球人民在過去一年裡的加速行動，我們才避免了一些最糟糕情況的發生。
以瘧疾為例，長期以來，瘧疾一直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疾病之一：全球有 90% 的瘧疾病例發生在非洲。去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 預測，基礎性的瘧疾防控工作將受到嚴重干擾，可能讓已取得的進展倒退 10 年，從而導致新增 20 萬人死於這種本可預防的疾病。這一預測促使許多國家積極採取行動，確保蚊帳的分發，以及檢測和抗瘧藥物的持續供應。瘧疾是貝寧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他們在疫情期間找到了對抗瘧疾的創新方法。他們發明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的葯浸蚊帳分發系統，在短短 20 天內將 760 萬頂蚊帳送到了全國各地的千家萬戶。
當然，我們需要在未來幾年時間裡掌握更多、更完善的數據，才能全面評估新冠肺炎疫情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影響。數據遠遠不能減少疫情給世界各地的人們造成的真實苦難，但我們依然能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中看到一些積極的信號，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無數的個人、組織和國家仍竭盡全力去創新、改進和建設富有韌性的社會系統。就這點來說，全世界都應該感謝他們的付出。
“疫苗奇迹”的啟示
研發一款新疫苗通常需要 10 到 15 年的時間。然而全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研發出多款高質量的新冠疫苗，這是史無前例的。這看起來像一個奇迹。但實際上，這是過去幾十年來的嚴謹投資、政策引導和廣泛合作的結晶。正是因為這些長期的工作，我們才能迅速部署疫苗研發、生產和分配所需的基礎設施、人才乃至整個生態系統。
我們要感謝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多年來的基礎研究。匈牙利的卡塔林·卡里科 （Katalin Karik ó）博士便是其中之一，她將職業生涯獻給了信使 RNA 的研究，即 mRNA。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離經叛道”的想法未能獲得廣泛的支持和資助 ，mRNA 可用於製造疫苗和藥物的觀點也被許多人否定。但卡里科博士不為所動，一如既往地堅持她的研究。她的故事在一眾科學家中極具代表性，正是他們的研究發現，才使得兩種高效的 mRNA 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研發成功。而這些研究發現往往是多年努力的成果。
關於 mRNA 的研究會不斷帶來新的成果，現在已有若干 mRNA 候選疫苗處於開發管線中，有望最終用於應對從瘧疾到癌症等一些最為致命的疾病。
當然 ，mRNA 疫苗不是唯一的研發成功案例。
基因組測序的長遠前景
當前，全世界都深刻地意識到，導致疫情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在傳播過程中已經變異為傳染性更高、致命性更強的變體，如德爾塔。正因為有了用於識別病毒獨特基因組成的基因組測序技術，科學家們才能夠識別並追蹤新出現的變異毒株。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世界上大部分的基因組測序工作都在美國和歐洲進行。沒有測序技術的國家將病毒樣本送到紐約和倫敦等地的實驗室進行基因分析，往往需要幾個月時間才能拿到結果。
但在過去四年裡，一些機構在非洲資助建設了基因組監測網絡，從而讓非洲國家有能力對埃博拉和黃熱病等病毒進行基因測序。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啟動了“非洲病原體基因組計劃”。新冠疫情暴發時，這個初創的網絡將工作重心轉向新型冠狀病毒。全世界之所以能夠得知南非出現了更具傳染性和致命性的貝塔變異病毒，正是因為南非在研發上進行了大量投入，並在發現這次變異毒株的過程中，將基因組測序能力與臨床試驗和免疫學研究結合了起來。南非本土科學家佩妮·摩爾 （Penny Moore） 博士是最早發現南非變異冠狀病毒具有免疫逃逸能力的科學家之一。
有了這一信息，世界各地的公共衛生官員就能相應地進行規劃。南非也在基礎設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能快速有效地開展臨床試驗。這一能力令南非能夠迅速開展疫苗臨床試驗。面對後來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變異病毒，南非的公共衛生官員也第一時間行動起來，以確定新冠疫苗是否能提供足夠的保護。
顯而易見的是，在一個人員和貨物時刻跨境流轉的全球化世界里，僅靠富裕國家有設備和資源對病毒進行基因測序是遠遠不夠的。這場全球疫情讓我們再次認識到支持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提升收集和分析本國數據能力的重要性，它能讓每個人從中受益。
非洲的基因組測序網絡最讓人興奮的是它適用於任何病原體。如果非洲能夠繼續建設這一網絡，很快就能依靠自身力量對流感、麻疹和脊髓灰質炎等長期存在的疾病病毒進行追蹤。
不過，即使推進速度再快，科學創新本身也不足以戰勝疫情。新冠疫苗是一項了不起的研發創舉，但只有每個人都能獲得它時，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應。過去一年出現的種種不平等現象提醒我們，疫苗公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這需要所有人——上至政府決策部門，下到基層組織和社區團體——加緊努力、彌合差距。今年，正是這些動態干預措施，加之以前對系統、社區和人員的投入，才讓世界免於遭受疫情暴發初期預測的一些最壞的結果。
投資於系統建設
在我們撰寫這份報告時，已接種的新冠疫苗中有 80% 以上流入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一些國家甚至獲得了本國人口所需疫苗劑量的兩到三倍，以備針對傳染性更高的變異病毒進行疫苗補種。與此同時，低收入國家的疫苗接種量還不到全球的 1%。 這種不平等不僅令人憤怒，而且很危險——高收入國家和社區可能會逐漸將新冠肺炎視為又一個與貧困相關的疾病，採取“與我無關”的態度。
我們無法在一夜之間建成能快速生產 150 億劑疫苗的設施，哪怕一年也不太可能。但印度的例子證明了長期的基礎設施投入能夠帶來豐碩的成果。
印度自獨立以來，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投資建設醫藥製造基礎設施。印度政府在孟買附近的浦那 （Pune） 市投入大量資金，用於提升研發能力和建設基礎設施，包括電力、供水和交通等，將其打造成全球主要的製造中心之一。印度政府還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建立了一個在質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向最嚴格國際標準看齊的疫苗監管體系。他們還和浦那、海得拉巴 （Hyderabad） 等其他中心城市的疫苗製造商以及蓋茨基金會合作，針對腦膜炎、肺炎、腹瀉等最致命的兒童疾病開發、生產和出口疫苗。
誠然，僅僅擁有生產能力並不足以化解印度的新冠疫情危機，這只是解決難題的眾多因素之一。但如今全球 60% 以上的疫苗都由印度生產，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
我們還發現，大力投資衛生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主動追蹤，乃至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一直以來，全球為了消除野生脊髓灰質炎病毒，在低收入國家開展了長期投入，這些努力幫助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等國建立了現代全球健康領域規模最大的工作隊伍之一。對脊髓灰質炎的投入為應對流行病暴發和疫苗接種奠定了基礎。這些基礎設施在抗擊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疫情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就是值得對衛生系統進行長期投入的原因：衛生系統是應對突發疾病的基礎。我們雖然無法得知哪種病原體會導致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但終結疫情與消除脊髓灰質炎、瘧疾或其他傳染病的手段大致相同：開展大規模檢測，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開展快速有效的治療和疫苗接種。
投資於社區建設
我們持續關注的一些最有效的干預措施都發生在基層，由那些長期深耕社區、深受當地居民信任的社區領袖牽頭推廣。這種信任無法在一夜之間，或者危機來臨時一蹴而就。
女性“自助團體”在印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地區都很常見。多年來，印度政府和全球合作夥伴一直資助這些女性團體，幫助她們將資金集合到一起，共同改善村子里的衛生、教育和其他服務。
當新冠疫情蔓延到人口超過 1 億的印度比哈爾邦 （Bihar） 時，一個當地的自助團體向新冠患者提供食物和家庭醫療服務，贏得了鄰里的信任。到了接種疫苗時，這些女性成員為那些仍然擔心疫苗安全的鄰居提供信息和指導。比哈爾邦政府注意到了這樣的社區工作，並宣布在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天為全邦女性接種疫苗。在那一周時間裡，近 17.5 萬名女性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以此為基礎，比哈爾邦政府正在自助團體的指導下，複製推廣這一項目。
在塞內加爾，以社區為單位的推廣行動也是接種其他疫苗的關鍵。
塞內加爾一直是常規疫苗接種覆蓋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在新冠疫情前，該國兒童接種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三聯疫苗 （DTP3） 的比例與美國和其他高收入國家相當。然而新冠疫情襲來后，感染的恐懼和虛假信息讓塞內加爾人對這些疫苗的需求大幅減少。
社交距離和學校停擺迫使衛生工作者調整他們的主動推廣策略。塞內加爾一方面培訓衛生工作者安全地恢復疫苗接種，另一方面讓當地官員調整主動推廣策略，迎合當地需求。診所的工作人員通過疫苗接種記錄查找錯過接種的兒童，向家人發送短信提醒，並推出了各種便利措施，例如，塞內加爾數量龐大、備受信賴的社區衛生工作者們會挨家挨戶地上門接種。此外，重新開放的診所為居民提供了更靈活的疫苗補種地點和時間選擇。
這兩個都是社區自發尋找解決方案的例子。他們針對自身的需求，主動制定了遏制新冠病毒傳播的創新策略，相關的基金會和政府合作夥伴也給予了支持。即使疫情結束后，我們也應當繼續並長期支持對社區建設的投入。
投資於婦女和兒童
我們在政府應對危機上也看到了創新。雖然重大政策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紮根併產生影響，但這些政策一旦頒布和實施，就能產生深遠和持久的效應。從很多方面來看，有效的政策制定是真正立足長遠的投資。
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儘管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但我們看到，無論在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對女性的衝擊遠比男性嚴重。但數據同時也顯示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信息——在疫情之前就有意識地將性別平等納入政策的國家中，女性受到的負面影響相對更小。
現在有很多國家的政府將女性放在經濟復蘇規劃和政策制定的中心，這讓我們備受鼓舞。
巴基斯坦擴大了向貧困家庭提供資金的 Ehsaas 緊急現金項目，其中女性占該項目預期資助對象的三分之二 。Ehsaas 在疫情期間向近 1500 萬低收入家庭（佔全國人口的 42%） 提供了緊急現金援助，並一舉將 1000 多萬女性首次納入正規的金融系統，這將產生持久的影響。
阿根廷最近公布了首個基於性別視角的政府預算方案，決定將 15% 以上的公共支出用於那些旨在消除性別不平等的項目。阿根廷經濟部還新任命了一位經濟、平等和性別主任，並在其指導下通過了支持女性和家庭的政策，比如在該國最貧困的社區新建 300 個公共幼托中心。
美國的夏威夷州政府也圍繞婦女和女童，以及夏威夷原住民、移民、變性人與非二元性別人士和貧困人群開展了經濟復蘇工作。作為美國第一個性別導向的經濟復蘇計劃，夏威夷頒布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女性長期經濟賦權，如帶薪病假和探親假、覆蓋全州的兒童託管服務，以及提高單身母親最低時薪。
我們渴望看到這些創新的女性經濟賦權措施產生長遠效果。但即便在早期階段，這些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讓人受到鼓舞。這些政策的作用不會僅僅局限在短期內，當下一次危機來臨之時，它們一定能為增強經濟穩定性發揮作用。
更快、更遠
過去的一年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只顧着解決眼前的危機，我們將永遠被牽着鼻子走。想要成就更多的“奇迹”，我們需要從造福後代的長遠角度思考問題，而非追求新聞熱點。
長期投入從來不是一件令人心潮澎湃、輕而易舉的事。但在這場歷史性危機中，以往進行的長期投入帶來了實質性的回報。過去一年中湧現的許多突破性創新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萌芽於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播下的種子。
所以說，全球需要更多的政府、多邊組織和我們這樣的基金會進行具有前瞻性的投入，即便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獲得回報。認識到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我們必須與各方合作，支持全球優秀的研究人員發現新的工具和技術，為解決眾多挑戰提供支持。我們必須加強國家與國家之間、行業與行業之間的合作，為實現共同目標攜手並進。
但對於高收入國家來說，僅在國內不斷投入資金和資源，並指望這些顛覆性的創新也能觸及世界其他地區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儘可能接近最終的受益人，圍繞他們的需求來投入研發、基礎設施和各類創新。
創新的新源泉
我們發現，不同地區獲得新冠疫苗的能力與疫苗的研發和製造所在地密切相關。德爾塔變異毒株目前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肆虐，因為這些地區的大部分人口仍未接種疫苗，尤其是非洲很難獲得滿足全部人口需求的疫苗劑量。非洲擁有世界 17% 的人口，但疫苗製造能力不足世界的 1%。 如果非洲領導人在捐助者的支持下，投資並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區域性疫苗開發和製造生態系統，那麼在下一次大流行病暴發時，非洲就可能不會再陷入今天的困境。
為了到 2040 年實現這一願景，我們正在為非洲疾控中心和非洲聯盟提供支持。衛生安全和疫情防控能力的提升不僅能給非洲帶來諸多好處，全世界都將受益於這些研發和科學創新的新源泉。
非洲致力於建設 mRNA 製造能力，有些 mRNA 公司已在加速行動，讓夢想成為現實。這不僅能助力非洲開發和生產新冠疫苗，未來還能針對瘧疾、結核病和艾滋病等嚴重影響最弱勢群體的疾病研製疫苗。
我們呼籲在更接近需求源頭的地方進行投入，這是因為我們對世界各地的人們進行創新和解決難題的能力充滿信心。下一個偉大的想法或挽救生命的突破性創新有可能隨時誕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未來的世界是否會因此受益，取決於今天的我們是否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不難想象，如果卡里科博士關於 mRNA 的顛覆性想法從未得到所需的資金支持，世界將面臨什麼樣的後果。同樣，如果非洲自身不具備基因組測序能力，貝塔變體也就無法得到及時測序和迅速應對。
這場疫情給全世界上了重要一課：應對危機必須未雨綢繆。如果我們想要到 2030 年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那就必須採取更好、更快、更公平的方式。行動起來，就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