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圍繞沸沸揚揚的某企業女員工被侵害事件，所謂“酒桌文化”也受到了密集批判。酒，當然是有文化的。古希臘有酒神狄俄倪索斯；古代中國的酒也和祭祀相關，有一官職就叫“祭酒”，現在出土的文物里還能發現古人所釀的酒。這種悠久的歷史，本身足以說明酒嵌入人類文明的程度之深。
圍繞酒，確實也有很多文化軼事。杜甫有一首《飲中八仙歌》，記下了斗酒詩百篇的李白、醉后寫狂草的張旭、酒後掉到井裡的賀知章等。酒的神經刺激與麻痹作用，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文化創造中。
酒是有文化內涵的，但文化概念不能泛化。具體到酒桌，很多時候並不能簡單冠以“文化”之名。
勸酒的歷史也很悠久。比如晉代巨富石崇勸大將軍王敦飲酒，王敦不飲，石崇就殺害一位勸酒的侍女，一連殺了三人，王敦還是不飲。但看到這一幕，誰還能說這是文化？只有一種文明被蹂躪之感。
“文化”二字，自帶一種溫潤感。然而在酒桌上的權力行使、對他人的強迫，實在與文化相去甚遠。李白也好、杜甫也罷，他們與酒相關的文化創造，無不來自自由支配下的個體書寫，與在酒桌上強弱關係的赤裸展示有着天壤之別。有些事是不適合被稱為“文化”的，比如裹腳，就不能說是“裹腳文化”。這種強制之下的身不由己，再說“文化”，恐怕是對野蠻的塗脂抹粉。
進入現代的我們，更需要用一種文明的眼光去觀照流傳已久的習慣。從這起女員工酒後被侵害的案件就能看到，哪怕是充滿着科技意味的互聯網企業，依然在遵循一種前現代的權力規則，依然存在着對女性的物化利用。
從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這種所謂的“酒桌文化”，大部分人都明知不好、不勝其煩，卻也無可奈何，真的解脫出來並不容易。之所以人們下意識地還在把“文化”二字放在“酒桌”之後，事實上也意味着向現實讓步，承認某種“合理性”。
酒桌上對女性的強迫，顯示着權力等級、男女關係的雙重壓制，實在是齷齪至極。因此，不必將其雅化為“酒桌文化”，就直白稱之為酒桌陋習吧。這種本該進入勞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乃至刑法等法律視野的行為，如果再輕描淡寫地披上“文化”外衣，也是對其惡劣性質的淡化。
改變陋習並不容易，需要社會達成一致的精神覺悟與行為約束，這可能是個漫長的過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在認知上給一些行為明確定義，激發社會成員的內在恥感。回到酒桌陋習這事，什麼“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五兩六兩不是酒，七兩八兩漱漱口，九兩十兩好朋友”之類，這種吆五喝六、虛情假意的酒桌陋習，就別再美其名曰“文化”了。
（作者：夏研，系媒體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