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梅琳達・弗倫奇・蓋茨（Melinda French
Gates）正在巡迴宣傳她的書《提升的時刻：賦權婦女如何改變世界（The Moment of Lift: How Empowering
Women Changes The World）》，這本書也讓讀者了解到她與微軟（Microsoft）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的婚姻世界。
她向一位記者透露，最難寫的部分是“我在婚姻中要求比爾給予更多平等的時刻”。她說，她的故事“也是數百萬女性的故事”。
幾個月後，梅林達做了一件數百萬女性都很熟悉的煩心事：她諮詢了一位離婚律師。今年 5 月，蓋茨夫婦通過 Twitter 宣布，將結束 27 年的婚姻長跑。對於這個選擇，他們解釋說，“因為我們今後的人生將不再同頻。”
事情似乎比我們看到的要複雜得多。就在梅琳達決定尋求法律顧問之前，《紐約時報》剛剛報道了比爾與金融家傑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關係。2019 年，愛潑斯坦在曼哈頓一所監獄里自殺，當時他正因涉嫌拐賣未成年少女進行性交易面臨著審判。比爾曾表示，他對兩人的關係感到遺憾，他與愛潑斯坦會面只是為了討論慈善事業。但至少可說明，他們的關係並非梅琳達在《提升的時刻》所講述的那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蓋茨夫婦錯綜複雜的婚姻，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作為全球頂級富翁，作為公眾人物，他二人的決裂事關全球利益、影響深遠。
在過去的二十一年裡，蓋茨夫婦打造了一個規模達 550 億美元的慈善巨擘，這個巨擘不僅超過了行業里的其他機構，還形成了自己的一個獨特類型。2019 年，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贈了 50 億美元，幾乎是美國第二大基金會的 10 倍。
蓋茨基金會一直倡導疫苗研發與推廣，目標是降低兒童死亡率、根除小兒麻痹症等疾病。特別是在過去的一年裡，蓋茨夫婦以“客廳寬慰劑”形象為世界各地人們所熟知：他們常常出現在電視機前，致力於讓觀眾了解此次疫情，以及疫情最終將如何得以控制。
▲ 2018 年，梅琳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於印度尼亞組織的會議上發言
官宣離婚時，比爾和梅琳達表示仍相信蓋茨基金會的使命，即幫助所有人過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並會繼續為此“共同努力”。
雙方雖然承諾和平分手，卻都找來好幾個離婚律師。這就導致在蓋茨基金會這個受到嚴格控制的世界里，出現了一些異議和質疑的聲音 —— 他們懷疑蓋茨基金會在未來是否還會像現在這樣團結一致。
蓋茨基金會一名前高管在消息宣布后不久表示：“我認為人們有點驚慌失措。蓋茨基金會的信譽和地位現在搖搖欲墜，尤其是在性別賦權等領域裡。大家真是憂心忡忡。”
蓋茨的密友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月底宣布辭去基金會第三受託人的職務之後，這種焦慮加劇了。巴菲特曾經承諾將把自己大部分財富都捐給蓋茨基金會。上周，蓋茨夫婦又公布一重磅消息：如果兩年後兩人中的任何一方決定不再合作，那麼梅琳達將辭職，比爾將為她提供“個人資源”，讓她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的慈善事業。
這一聲明再一次加劇了圍繞着梅琳達個人及其未來的猜測。多年來，她從一個極度隱秘的幕後人物，成長為一名在聚光燈下遊刃有餘的領袖，並越來越專註於一項獨特的事業 —— 性別平等。
2019 年 10 月，當時正在諮詢離婚律師的她，在《時代》雜誌上宣稱：“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能夠做出決策、掌控資源、制定政策、形成觀點。”與此同時，她承諾將投資 10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64.75 億元）用於支持性別平等相關的事業。2021 年 6 月，梅琳達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被授予拉德克利夫勳章（Radcliffe Medal）后發表演講，表達了自己對其他女性賦權典型人物的欽佩，比如已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和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 勞倫・鮑威爾・喬布斯也是科技界億萬富翁的前配偶，現在可以自由地規劃自己的慈善事業
長期關注蓋茨基金會的顧問馬丁・萊文（Martin Levine）表示：“顯然，她的視角與比爾非常不同。”他指出，比爾一手打造了蓋茨基金會，但他與妻子梅琳達那“日益增強的女性賦權感”之間存在着明顯衝突。
一位蓋茨基金會前高管也察覺到了這洶湧的暗潮。這位人士表示：“梅琳達一定發覺，自己很難表現得與比爾地位平等。比爾有時對房間里的每個人都不屑一顧，包括他自己的太太。”
梅琳達現在加入了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和麥肯齊・斯科特（MacKenzie Scott，貝索斯前妻）的行列，組成了一個獨特的俱樂部：她們都曾是科技界億萬富翁的妻子，突然間脫離了束縛，可以自由地規劃自己的慈善事業。
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蘇茲曼（Mark Suzman）評價道：“梅琳達能與各路領袖交談，能和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們侃侃而談，而且談話都展開地非常有深度。在她的領域，她水平高，同理心強，善於傾聽。”
一名前顧問預言：“她將成為一股力量，世界會因此受益。”用她的行話來說，梅琳達正準備“一飛衝天”。
勇闖西北
在遇到丈夫之前，梅琳達・弗倫奇（Melinda French）就有過這樣的經歷：一些聰明的男人長期在外面工作，把撫養孩子的重擔留給妻子。梅琳達的父親雷蒙德（Raymond）是達拉斯（Dallas，美國德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的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師，曾參與過最終將人類送上月球的阿波羅（Apollo）計劃（所以書名才叫《提升的時刻》）。
朋友們堅稱，私下裡的梅琳達很有趣，時刻將自己“準備好”，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與此同時，梅琳達在採訪中一直堅稱比爾有一顆溫柔的心，這似乎也是不可思議的。
梅琳達給人的印象，與其說她對巨額財富着迷，不如說她是在與巨額財富共存。她通常會減少服裝上的裝飾，避免在社交場合中引起尷尬。她說，周一早上和幾個姐妹淘一起散步就是人生最大樂事之一。
梅琳達也是《覺醒之書（The Book of Awakening）》的作者馬克・內波（Mark Nepo）等靈修作家的書迷。梅琳達少女時期就讀於達拉斯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學校烏爾蘇琳學院（Ursuline Academy），在這裡，梅琳達每周五天參加彌撒（天主教紀念耶穌犧牲的儀式）。
在烏爾蘇琳學習的時期，梅琳達用早期的蘋果電腦來學習編程。後來她去了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只用了 5 年時間就獲得了計算機科學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1986 年畢業時，優秀的梅琳達似乎註定要去 IBM 這樣的老牌跨國公司工作。但那裡的一位女性高管“勸退”她說，在這樣一家成熟的公司里，女性無法走得更遠，梅琳達如果去微軟會發展得更好。當時的微軟還只是西雅圖一家快速發展的初創軟件公司。
▲ 比爾和梅琳達在 1994 年步入婚姻殿堂
梅琳達便勇闖西北，加入了一家改變世界的公司。微軟讓人激動，也讓人煩惱。同事們不只是在內部會議上挑戰彼此，他們恨不得想把其他人都撕成碎片，自己成為比爾第二。在微軟，梅琳達和同期的所有其他女性一樣，不斷尋找盟友，並為自己是否能夠適應這種企業文化而感到擔心。
入職大約六個月後，她開始和比爾・蓋茨約會。
儘管比爾在向梅琳達求婚之前在白板上列了一份利弊清單，但後來他還是用浪漫的語言描述了他們的愛情，這讓人想起了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爵士時代的經典之作《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比爾在戴維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2019 年執導的 Netflix 紀錄片《走進比爾（Inside Bill’s Brain）》中回憶道：“我們第一次約會時，她準備了一盞綠燈，在辦公室空無一人時點亮，這使我的到來有了意義。”這像是在致敬“黛西家碼頭盡頭那盞通宵不滅的綠燈”。
公司其他人發現比爾和梅琳達走在一起，對此並不樂觀。一位微軟前顧問補充道：“他們倆訂婚的消息讓大家全都驚着了。大家都覺得梅琳達應該有更聰明的想法，但她很清楚自己要嫁給誰。”
梅琳達最初是微軟 Word 的產品經理。後來她負責監督微軟在線百科全書 Encarta 等項目的推出，最終手下管理了 1700 人。1996 年，在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后，梅琳達離開了公司。儘管蓋茨夫婦資源豐富，但她還是陷入了其他新手媽媽所熟悉的孤獨和絕望之中。他們還將搬進比爾在 1994 年結婚前委託建造的一座巨大的新房子里，這一事實更加劇了她的孤獨感。
基金會的使命
蓋茨夫婦於 2000 年創立了蓋茨基金會，也就是在那一年，比爾辭去了微軟首席執行官的職務。蓋茨基金會旨在充分運用微軟的智慧和雄心，用微軟雄厚的財力應對這個時代的公共健康挑戰。
基金會雖然憑藉出色表現備受讚譽，但也因一些不可避免的與大型科技巨頭相關的特點而受到批判：企業高管總是認為自己比別人更聰明，有時甚至專橫而霸道。例如，憑藉其龐大的資金規模和遊說政商界的力量，蓋茨基金會推動了美國教育政策領域的一些極具爭議性的改革，包括縮小學校規模和增加考試頻次。數年之後，微軟承認，並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改革取得了成效。
1998 年，比爾在調查微軟反競爭行為的國會聽證會上表現暴躁，但之後蓋茨基金會的種種表現讓他的公眾形象變得溫和了。基金會也成為蓋茨夫婦在婚姻中爭取更平等地位的修羅場。
梅林達在《提升的時刻》中花了大量筆墨描寫基金會的種種表現。這本書既是她的個人傳記，也是她去到地球上那些貧困角落的遊記。在那裡，梅琳達與當地女性的接觸使得她對公共衛生和精神成長有了深刻的認識。所以這本書足以和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舉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和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Lean In）》相媲美。
梅琳達在書中寫道：“我最看重的就是基礎關係中是否有愛、尊重、互惠、團隊意識和歸屬感，以及是否能共同成長。我相信我們所有人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這是生活中最偉大的渴望之一。”
▲ 蓋茨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蘇茲曼稱讚梅琳達是個“同理心強的傾聽者”
梅琳達說，有一次她向一位朋友抱怨，即使在和比爾一起工作的時候，她也覺得自己完全被無視。
蓋茨夫婦和他們的離婚顧問都堅持認為，他們在基金會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們都在基金會的辦公室里工作。馬克・蘇茲曼在談及他們的工作關係時說道：“比爾和梅琳達坐在我們會議室的一張長桌子的一頭，他們會在經過非常激烈地討論之後達成一致，然後作出決策。”
但在早期，一些工作人員並不是這樣看待。其中一位員工回憶道，“當時基金會裡有一種想要“取悅家長”的文化，這就造車了一種工作氛圍 —— 每個人都在向上管理，試圖給聯合主席留個好印象。我認為比爾可能會因為他的身份而獲得比梅琳達更多的關注。”
蓋茨夫婦開展工作的方法也不同。格雷格・拉特利夫（Greg Ratliff）表示：“你會聽到很多關於梅琳達影響巨大的說法，當然我也是這樣想的。比爾喜歡的是教育技術工具，喜歡看它們能否運作、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加速人們的學習進度。梅琳達關注的是學生們的體驗，以及工具對於教師來說有什麼用。”
▲ 梅琳達成為公眾人物的決定時刻：2012 年主持倫敦計劃生育峰會，右為英國首相卡梅倫
如果說在梅琳達逐漸成為公眾人物的過程中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的話，那就是 2012 年倫敦計劃生育峰會。她主持了這次活動，與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其他世界領導人一起登上了舞台。在一場充滿信心的主題演講中，梅琳達表示，她堅信必須向全球女性提供避孕藥具，並承諾將向這一事業捐贈逾 10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64.67 億元），但此舉遭到天主教會的批評。
梅琳達說：“比爾和我都是創新的忠實信徒。這也是我們最初被計算機技術吸引的原因。但今天能與各位一起為全球女性的福祉進行創新，這對我來說很新鮮，也很令人興奮。”
我們不知道的是，這場全球關注的大會背後發生了很多微妙的變化。梅琳達要求和比爾聯合撰寫給基金會利益相關者的年度信函，雖然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這封信被視為基金會的“國情咨文”。根據梅琳達的敘述，比爾拒絕了，他認為現狀似乎很好。最終，比爾同意梅琳達就她最近的尼日爾和塞內加爾之旅寫篇文章，然後將這篇文章囊括在他另一篇更重要的文件中。第二年，梅琳達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後來，她又作為合著者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地位。
▲ 梅琳達投資了面向女性的財務管理平台 Ellevest，其首席執行官是前華爾街高管薩利・克勞切克
獨自創業
2015 年還發生了一件事，一些觀察人士現在認為這是導致蓋茨夫婦最終分道揚鑣的關鍵事件：梅琳達成立了自己的投資機構 Pivotal Ventures，致力於女性事業。與她謹慎的風格一致，該公司沒有發布新聞稿，也沒有大肆宣傳，只是因為一些科技記者偶然發現了它的網站，才得以曝光。很能說明問題的是，Pivotal 被描述為一家“梅琳達・弗倫奇・蓋茨公司”，她的婚前姓氏中鮮少這樣出現。
當時，在該公司的 12 名員工中，有一位是梅林達最親密的顧問：傳播專家凱瑟琳・聖羅蘭（Catherine St-Laurent），她後來與梅根・馬克爾（Meghan Markle）和哈里王子一起為新基金會工作。
Pivotal 現在有大約 90 名員工，其總部就與蓋茨基金會隔着華盛頓湖。目前，該公司已經進行了 150 多項投資 —— 既有風險投資，也有慈善投資 —— 都是為了縮小公共和私營部門內的性別差距。包括面向女性的財務管理平台 Ellevest，其首席執行官是前華爾街高管薩利・克勞切克（Sallie Krawcheck）。一位與梅琳達關係密切的人將 Pivotal 描述為“一個她可以以不同方式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說，這個公司是她的。
一位與梅琳達關係密切的前基金會高管解釋說：“梅琳達真的相信，女性是支點。”
▲ 與世界首富貝索斯離婚後，小說家麥肯齊・斯科特加入 Pivotal Ventures，投資價值 4000 萬美元的性別平等項目“平等不能等待（Equality Can ‘t Wait）”
蓋茨夫婦離婚後，有人推測 Pivotal 將成為梅琳達日後的主要事業興趣點。比爾也擁有自己的風險投資基金，專註於突破性的清潔能源技術。
Pivotal 的賭注之一是一項價值 4000 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2.59 億元）的“平等不能等待（Equality Can ‘t Wait）”計劃，該計劃去年由剛剛離婚的小說家斯科特（Scott）資助，目的是向那些提出改善性別平等變革想法的團體提供資助。自兩年前與亞馬遜（Amazon）創始人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離婚之後，她已捐贈了近 90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582.17 億元）。與此同時，她避開了聚光燈，似乎對自己不能更快地擺脫這些錢感到尷尬。
無論梅琳達未來如何發展，關鍵在於離開了比爾後的她是否還具備同樣的影響力，畢竟是比爾的財富和身份使得她開啟最初的“提升”。但話又說回來，自立門戶也許是有好處的。
梅琳達曾寫道：“當我站在比爾旁邊說話時，我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聲音。我的位置讓別人很難聽到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