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報道，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一場幫助維持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的運動正在世界各地展開。技術越來越模糊了家庭和工作之間的界限。許多人的工作郵件直接發送到他們的手機上，導致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時的聯繫和響應的壓力。這導致人們呼籲制定 “斷網權”（Right to Disconnect）法律，以保護僱員的工作時間不被侵佔。
然後，新冠病毒出現了，使世界上許多人居家辦公。雖然在家裡工作的能力不可否認是新技術帶來的特權，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這種向遠程工作的大規模轉變導致了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大的挑戰，使工作和家庭生活更難分離。
“人們在大流行期間在家工作的經歷因其工作、家庭環境以及關鍵是其僱主的行為而大不相同，”英國工會的研究主任Andrew Pakes解釋說。“很明顯，對我們數百萬人來說，在家工作感覺更像是在辦公室睡覺，遠程技術意味着更難完全關閉，導致心理健康狀況不佳。”
Prospect在2021年年初進行的研究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英國員工發現很難從工作中抽身。這些員工還報告說，與大流行病之前相比，他們的加班時間更長。
世界各地進行的其他研究也報告了類似的結果。澳大利亞在2020年後半年對學術界專業人士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下班后的工作溝通水平很高，55%的受試者在晚上發送工作電子郵件，五分之一的員工說他們的上司希望他們在工作時間之外回復工作溝通。
南澳大學的Amy Zadow寫道：“與沒有上司期望他們在下班后回復工作信息的群體相比，他們報告了更高的心理壓力（70.4% VS45.2%）和情緒衰竭（63.5% VS35.2%）。他們還報告了身體健康癥狀，如頭痛和背痛（22.1%VS11.5%）。”
哈佛商學院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研究了310萬人的去識別化會議和電子郵件元數據。這些數據跨越了北美、中東和歐洲的大都市，並比較了大流行前的水平和封鎖期間收集的數字。
研究人員發現，在大流行病封鎖期間，與遠程工作有關的 “平均工作日的時長有明顯和持久的增加”。電子郵件活動增加了，會議的總數也增加了，儘管會議的平均長度減少了。
研究人員寫道：“與更多會議和更多電子郵件的總體模式相一致，我們的發現也指出了虛擬通信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的溢出效應。畢竟，實現更多溝通的一種方式是延長工作時間。即使花在會議上的時間減少了，大流行病帶來的工作需求，加上總是近在咫尺的個人需求，可能會使人們難以在正常工作時間範圍內履行義務。”
新一輪的 “斷網權”法律
在大流行病引起的向遠程工作的轉變中，保護僱員不被要求在工作時間之外進行溝通的法律越來越受歡迎。2021年年初，歐洲議會呼籲在歐盟法律中明確界定 “斷網權”。
歐洲議會成員Alex Agius Saliba帶頭呼籲將“斷網權”宣布為歐盟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該提案旨在保護工人在被逼迫在明確規定的工作時間之外從事與工作有關的任務時，免遭 “歧視、批評、解僱或其他不利行動”。
“我們不能拋棄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工人，他們因總是工作的壓力和過長的工作時間而筋疲力盡，”Agius Saliba說。“現在是站在他們身邊的時刻，給他們應得的東西：‘斷網權’。這對我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至關重要。現在是時候更新工人的權利，使其符合數字時代的新現實。”
斯洛伐克更進一步，在今年早些時候修改了其勞動法，納入了“斷網權”保護。阿根廷也出台了類似的法律，禁止僱主要求工人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聯繫。愛爾蘭的工作場所行為準則包括了新的“斷網權”內容。
甚至世界經濟論壇也呼籲改變人們傳統的工作方式，認為在我們未來過渡到新的工作方式時，”公平、可持續和公正 “的方式是必要的。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斷網權”是一個好主意。白金漢大學的經濟學家Len Shackleton認為，限制工作時間可能意味着僱主在工作時間嚴格監控工人，確保他們的生產力。
Shackleton認為：“…..在家工作的大部分靈活性將消失，這種靈活性允許你去超市或去接孩子，並在以後補上時間。僱主會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在你的‘工作’時間內）接聽電話或電子郵件。”
在過去一年中，對員工監控軟件的需求急劇上升。一份報告發現，與大流行前的平均水平相比，2020年6月對監控軟件的興趣增長了55%。這些程序可以包括擊鍵記錄、即時通訊監控，甚至在鍵盤閑置時間過長時向主管發送通知。
Andrew Pakes 表示，推動“斷網權”並不意味着工人必須接受侵入性的數字監控做法。他說，現在需要做的是，隨着我們工作方式的急劇轉變，工人的權利需要被明確和全面地改寫。
Pakes 說：“我們需要為僱主監控其僱員並為自己的目的使用他們的數據的能力制定適當的法律框架。這需要現在就做–保護你的自由比在失去自由后重新獲得它們要容易得多。這場大流行已經改變了許多事情，但我們不能允許它定義工作，而工人卻不能對我們想要的變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