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的起跑線被拉近了。讀中文系的秀媛到了大三暑假才恍然發現，那些互聯網大廠的招聘信息里，與文藝創作相關的崗位，大多要求懂影視剪輯，如果專業不對口，一定要有實習經驗。她所在院系排課很滿，少有人逃課實習。往前數的寒暑假期，她更多用於讀書和逛博物館，比起實習、消費，認出殷商青銅器上的銘文才讓秀媛着迷。
眼看下半年的秋招要啟動，秀媛為自己的前途和“錢途”着想，想去大廠試試。
大廠的工作時間超長，績效考核嚴苛，對35歲以上的人群不友好，這些秀媛或多或少知道，但至少在校內聲勢浩大的實習宣講會上，大廠允諾能提供免費的下午茶、健身房和班車。
一入“廠”門深似海——處理瑣碎重複的事務；應付無窮無盡的對接、彙報；除了習得行業黑話，很難說真正學會了什麼……然而，像秀媛一樣的學生們還是想入“廠”去。
如夢初醒
這是一個緩慢“醒”來的過程。
秀媛有一個高中同學，很早決定不讀研，大二就出去實習，秀媛那會兒不理解他，“覺得太早了”。等到大三暑假，秀媛才發覺，是自己開始得太晚。
秀媛去出版社實習過，很羨慕老編輯們，覺得他們都很厲害，有的懂幾國外語。可是，清閑的地方大多飽和，沒有招聘名額。
她想維持寫作的愛好，但與文學創作有關的工作很有限。互聯網大廠內與內容創作有關的工作成為她的一個選擇，諸如騰訊穀雨、阿里影業。可是，她直接觸碰才知道，獲得一個大廠的實習機會都沒那麼容易。
實習是“鋪墊”着來的。有的實習生面試，公司要考察“上一次實習的成果”，這等於在校園之外開闢了一條新的“賽道”。菲菲對記者說，許多同學聯繫實習就會留心這份實習能不能出成果，能不能當下份實習的“跳板”。
菲菲本科讀的學校非常“佛系”，同學們實習不多，大都計劃畢業去二三線城市工作，但菲菲想進取一些。
換學校讀研究生后，她身邊的氛圍驟變。為了追逐資源，一個實習機會丟到學生群里，很多同學會去加發信息的人，打聽對麵糰隊的情況。
菲菲對記者演示面試時該有的自我介紹：“我的上一份實習是和我的mentor（註：實習企業內的指導者）從0到1地對網站內×品類視頻進行了定義的確定，對同行業的類似內容進行了調研，在此基礎上舉辦了×線上活動，播放量達到了×量級，較之前有怎樣的提高……”
“你覺得播放量有提升是出於你的努力，還是運氣使然？”記者問。
“站內的這些視頻都是博主自己生產的，”她想了想，“但運營幹預的作用也是一定存在的。”
梁柯是留美碩士，目前在某“大廠”每天看購物直播的流量數據。此前，因為“本科專業不對口”，以及“實習經歷不夠豐富”，他也在招聘的面試環節碰過壁。
梁柯親歷的群面“特別刺激”，每個參加者有1分鐘做自我介紹，他發現自己的競爭者大多來自985高校，要不就是排名比肩的海外名校。而利用課餘時間做社交賬號、積累了幾萬粉絲的人，也不在少數。
接下去，這些人要一起討論一個乍一聽易於回答的問題：“被丟棄在一個荒島上，要怎麼求生？”
第一次應付這樣的場面，梁柯張口結舌，慌亂無措。而準備充分的人則率先拿出商科理論，開始分類討論：“先假設短時間可以得救，那麼，要把哪些東西抬高優先級，如果短時間不能，那麼……”全部的腦力投入去思考“如何有理有據地接著說下一句”，像辯論賽一樣煎熬。
經歷完面試，“感到’自閉’，感到自己像一個廢物。”他說。
“新冠”疫情以前，梁柯有些學長學姐會為了一場這樣的面試，周末飛回國內，周一再飛去美國。
幾乎是有些釋然地，梁柯提起自己某一任mentor對他的評價：“學歷不是最好的，經歷也不夠豐富，但應該不會挑着活兒干。”
經過一番搏鬥，梁柯入職了一家互聯網大廠。最近，他每天在公司待上12小時，經常沒有周末。
團隊里的實習生，有的是著名某附中畢業，清北在讀的本科生，他們的工作能力看上去不輸給自己。梁柯感到一陣凜然。
“掙”履歷
某明星最近直播帶貨收益不好，問題出在哪裡？梁柯開始調研粉絲人群特徵，拆分為性別、年齡、收入水平……仍然是把哪些指標“抬高優先級”的老問題。
“並沒有特別成體系的方法論。”梁柯形容，目前的數據分析工作不太需要學校里學到的知識。
在表格與表格之間切換，他邊念叨着，“踏實肯干”是讓自己立足的品質。梁柯和父母同住，這樣早出晚歸，家人並不理解他，覺得何必如此。
找工作的時候，梁柯參加過付費諮詢，問自己適合互聯網的哪個版塊，答案是做運營，因為他執行力強，擅長與人溝通。後來如願以償，但梁柯還是特別焦慮，“從求職到入職，是一個過渡期，入職到適應職場，又是一個過渡期，沒完沒了啊。”
梁柯想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他知道，與行業的大趨勢抗衡是沒有益處的——梁柯本科學土木工程，畢業后在工地上一待，對工作的憧憬輕易地破碎了。現在，他可以用一種不在意的口吻對記者說，工地上經常不遵守規範，導致他學的東西無用武之地；那種承包工程的家族企業，領導們都是親戚關係。於是，他橫下一條心，去海外讀工商管理。
他認為建築行業是夕陽行業，畫圖十年，興許給一個“項目經理”的名頭。半路改道互聯網是艱險的，但其他的路難道不是？
“挺累的，每天下班挺晚。”入職幾天之後，他無奈地對記者說。
菲菲也說，一開始進互聯網大廠實習，“都是做了充分心理準備的”。她覺得，這份瑣碎而繁重的工作能給自己帶來回報，先是下一份實習，然後是正式工作，再往後是升職……工作是無聊的，但互聯網在眼下是一個妥當、有前景的去處。
她進“大廠”實習，參加的幾個線上活動，播放量都輕鬆地上幾千萬，很快就“掙”到找下份實習的履歷。
她在這些活動中的角色經常是一個“翻譯”。各個活動有海報、里裡外外的零碎設計，“大廠”經常外包給公司外部的團隊去做；內部周轉率又很高，領導們都很忙。於是，這樣的狀況總會出現：某位領導看一眼樣圖，回復“不好看”，這時距離活動的上線只有幾個小時。菲菲點開設計師的頭像，把領導的一句“不好看”“翻譯”成——“親，這個圖看上去還不錯呢，但可不可以把這個元素往右邊稍過去一點~”
多線程客服
在微信的另一頭，設計師不情不願地把圖片改好了。菲菲把圖片依序填進“大廠”的後台，生成一張花團錦簇的海報。她繼續做一些複製黏貼的工作，等做完這些，就是地鐵幾乎停運的時間。
她面對設計師們並沒什麼甲方的權威，雖然他們一般也不知道她只是實習生。“設計師都知道‘大廠’要搶時間，”菲菲說，“而且這時候你臨時找不到別人。有的人不想改，那隻能跟他講道理，幫他想好修改的方案……”
“我以前說話不是這樣。”菲菲笑起來。她剛入職，帶她的正式員工提點她，“對接的語氣能否更柔和一點？這樣溝通成本更低。”於是，菲菲自覺地在微信上改用甜膩的聲口，問句一般用“呀”或“哇”結尾，拖着一個波浪線。
建了無數個用來對接的群，她溫柔地對設計師說話，至於上傳視頻的博主們，他們對菲菲能更客氣一點。被正式員工培訓了一下，菲菲覺得自己有資格對博主們說，“封面圖片換一張？音效出來得更早一些？”
這些瑣碎的設計對結果的影響也許並不大。有時候，菲菲把自認為優質的視頻提到醒目位置，發現流量慘淡，也不禁想，“是我的眼光問題嗎？為什麼大家不認可我？”
她覺得自己像大廠里的一台客服電話，同時接着好幾條熱線。後來菲菲換了一家“廠”，團隊里有個大二的孩子，只有一個工作群，每天坐着打字、回答同一批問題。“是個更細分的客服。”
菲菲的朋友文佳向記者“科普”進大廠實習的線路——頭一份實習要不是在業務類似的“小廠”，要不選“大廠”的外包公司，要有耐心地循序漸進、“包抄”過去。
在疫情中，文佳搞到一份大廠的線上實習。她高高興興地參加完培訓，開始和整個實習團隊一起“挖牆腳”，到公司競爭對手的平台上給受歡迎的博主挨個發私信，靠親切可愛的語氣，層層疊疊的波浪線，千篇一律地許諾更多的流量和錢，把對方拉到自己的平台上。
文佳非常震撼，又感到這工作實在無趣。她不死心，後來又找了一家“廠”實習，認識了菲菲。文佳和菲菲的團隊給博主們發獎，看見這個博主單篇流量高，而那個博主發帖頻率更高，總是吃不準。她們瑣瑣碎碎地統計了一下午，報領導們批。
她看着那些正式員工，他們正忙着檢討為什麼最近的流量不夠好。在“大廠”里，工作進度匯總到excel表格，各種現象拆分成數據，但有的時候，“數據不好”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
“這樣下去是‘沉澱’（學）不到東西的……”已經習得互聯網公司黑話的文佳心裡還是直打鼓。
沒個性的“語言”
梁柯能說流利英語，求職的時候，這是他求職時的“賣點”之一。他外向，喜歡互聯網，在社交平台上也很受歡迎。
進了大廠以後，他卻為自己“不會說話”而苦惱。有人指摘過他，不懂互聯網黑話，滿口大白話，無法代表大廠對接高端客戶。梁柯於是學着用“沉澱”代替“學”，總結的話術也變成“聯動一個組合拳，引爆一個什麼點，打造什麼差異化……”
操起這門“外語”，梁柯有時候不確定自己在說什麼，擔心被人拆穿。
今年，4月，互聯網“黑話”被輿論炒開，引發一陣嘲笑。
但是，不止梁柯一個人對記者說，去互聯網行業的好處之一是可以逃離另一種 “語言”，一套他們更學不會的生活方式。
梁柯毫不諱言，“大的金融公司、諮詢公司，不還是喜歡招家裡有產業的年輕人，好招攬客戶？”梁柯說女朋友去這些公司實習，很努力，但沒能留下來，原因是“沒有資本”。
而梁柯進了互聯網公司，主要對接“網紅”們，這種溝通的壓力不大。
研究生陸欖剛拿到去某“大廠”的實習機會。他覺得，互聯網黑話就和學術用語一樣入門時必然要學，沒什麼可大驚小怪。
陸欖在農村出生、小鎮上長大，他說，自己一定要留在大城市生活，因為“適應不了老家的語言”。
他考去了離家鄉很遠的大學。逢年過節地回家鄉，陸欖對老家的朋友們簡直“反感”起來——他們推推搡搡、粗聲大氣地說話、吹牛，正話反說，表達親昵和幽默感。
相比之下，“大廠”圈子的用語簡單明了。為了進“廠”，陸欖也聯絡了一些學長學姐。他和學長們之間，說話都很客氣。有時請人幫個小忙，陸欖會給人發一個哭泣的小動物的表情。
“這是一種虛假的熱情。”文佳說。做了幾個月“客服”之後，她更厭惡不帶個性地“熱情”說話，無法想象“廠”外的有些同齡人喜歡這一點。
曾有受訪者對記者講過與陸欖類似的意思。來自小縣城的她一心考到大城市去，脫離熟人社會，覺得當一個數據相關的“白領”能讓她自由，但她後來又驚懼於“廠”里藏在熱情語氣下的冷漠，數據是冰冷的，人情是淡薄的。
漫長的“高考”
為了準備“秋招”，秀媛看過各種給應屆生支招的網帖。最近，她對“大廠”的理解是“像高考一樣”。
也許這是一場漫長的“高考”：在頭部企業辛苦地“熬”上幾年，到其他公司應聘去，就能被當做一個“標準件”，相當於考出了一個好的分數，或者收穫又一張985高校文憑。
她對於進出版社的態度變得更複雜。據秀媛分析，不僅進入出版社工作很難，而且，如果套用前述“大廠”邏輯，出版社的小編輯一旦因為各種原因要離開本單位：“出路肯定是不好的，不如新媒體編輯受歡迎。”
沒多少地方需要一個純文學的編輯，但一個“大廠”運營可以到所有需要維持app或社交媒體的公司擔任運營。
“‘秋招’的時候，offer肯定是越多越好啊。”秀媛笑起來，承認自己有一點慌，如果出版社向她拋橄欖枝，難道有本事拒絕？
“你肯定得在銀行卡里的錢花完之前找到新的工作。”秀媛說，“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當被問及“為什麼選擇大廠”，多數受訪者會提到，防範失業的風險。
關於“大廠”清退35歲以上員工的說法流傳很廣，但是，在“大廠”的求職圈裡，普遍的觀點是——即便被清退，也會收穫一張很好的簡歷，被當做互聯網優秀人才。說話的人都承認，走這條路要付出代價。
“等到我30歲的時候，”菲菲說，“我拿什麼與20歲的人競爭？”她想象那場面試，其他人比她更年輕、精力更充沛，他們要爭搶一個崗位。心緒飄回現在，菲菲想，也許該選一條低風險的路。
文佳說，她偶爾夢想一下從事寫作。可是，“那一定要很優秀吧。”
文佳最初想進互聯網是為了逃離廣告業。她讀本科的時候，給房地產公司寫過文案，“非常的無聊”，都是“豪華”“秀麗”一系的語言，顛來倒去。文佳更不能接受的是，房地產公司的廣告其實沒多少人看。她打開手機，要給記者看房地產公司公號的閱讀數。
她一早聽說“大廠”很累，有的基層崗位十分無聊。可是，那時候她想，即使一樣無聊，至少互聯網巨頭的內容能被更多人看見。
她進了“廠”。最初，她在宿舍里給其他網站的博主大量發私信，按照“廠”里的要求，把與每個博主溝通的進度整齊地做成excel表格，用於評優。“哈哈，真’有內味兒了’。”她自嘲。
文佳一路看過很多簡歷比她優秀的同輩，學校比她排名靠前、專業更對口的；他們連excel也做得比她好。而她可以通過勤奮，努力，做到不比他們遜色。
真要從事寫作呢？她想，寫作講創造性，沒有一定的方法論，勤奮也有可能不成功，風險更高，“是另一條不同的’賽道’。”她還沒有打定主意。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澎湃新聞見習記者劉昱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