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暘近日在四川廣漢向記者披露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紡織品考古工作的最新進展。繼此前在4號祭祀坑的灰燼層中首次提取出絲蛋白后，3月20日以來，考古工作者通過對從1號至6號祭祀坑提取的逾百個樣本進行了檢測，在2號、6號祭祀坑中再次發現紡織物的遺痕。
銅眼泡上發現的紡織物遺痕。 周暘供圖
銅尊口沿處發現的紡織物遺痕。 周暘供圖
周暘告訴記者，樣本提取自祭祀坑坑內土層或出土遺物表面，發現帶有織物組織結構的器物包括青銅人頭像、獸面具、銅眼泡、青銅尊、魚形銅箔片等。這些新發現再次驗證了三星堆遺址中絲綢是作為祭祀用品，具有溝通天地人神獨特作用的觀點。“這令人振奮。”
青銅龜背式掛飾上發現的紡織物遺痕。 周暘供圖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遺址1號、2號祭祀坑的發掘時間早至1986年，時隔35年之久，還能從2號祭祀坑出土器物上檢測出紡織物的遺痕，周暘坦言十分驚喜。她介紹，選自2號祭祀坑的16件樣品中，有40%都發現了紡織物遺痕，比例很高。“這得益於青銅器上的銅離子對紡織品起到了保護作用。”
為何有的祭祀坑發現了絲，有的祭祀坑卻“信號”全無？出土的紡織品有無可能是麻？周暘告訴記者，下一步，考古工作者將全面細化調查研究，開展地毯式搜尋工作。希望通過絲這一媒介，探尋三星堆各個祭祀坑的特點，以期解決上述問題。
青銅器表面發現紡織物遺痕。 雷雨 攝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尋找文字。”周暘表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上未發現文字，那麼絲會不會是文字的載體？三星堆多個祭祀坑曾出土硃砂，這些硃砂會不會是書寫材料？“隨着科技發展，各項檢測結果愈發精確，一切皆有可能。大膽猜測、小心求證，接下來，我們會朝着這個方向繼續開展大量工作。”(完)
專家解讀三星堆金器特點：具有獨特審美的同時未脫離中原系統
三星堆遺址5號祭祀坑黃金大面具發掘現場。 雷雨 攝
“將金子鍛打成薄片，做成青銅器等器物表面的裝飾或單獨使用，是三星堆金器的一個特點，這種特點在河南鄭州商城遺址、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和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金器上也可見到。”近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陳建立在四川廣漢如是說。
陳建立表示，上述金器的使用方法實際上是以商王朝為中心以及受到商王朝影響地區的金器的主要特徵之一，和北方草原地帶將黃金直接用於人體裝飾的做法相比，有很大區別。
出土的半張黃金大面具。 雷雨 攝
今年3月20日，三星堆遺址新發現6個祭祀坑的考古成果公布后，出土的半張黃金大面具再次讓世人感受到三星堆金器的奪目光彩。方形面部、鏤空大眼、三角鼻樑、寬大耳朵……該黃金大面具寬度約23厘米，高度約28厘米，重量約為280克，預計完整的總重量將超過500克，這比目前國內所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重463克)的重量還要重。
“基本沒看到將黃金做成耳環、鼻環等直接用於人體的裝飾品的情況，從黃金的使用方式上來看，三星堆並沒有脫離中原系統。”陳建立告訴記者，目前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大多都呈薄片狀，包括35年前出土的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的三星堆金杖，也是包卷在木杖上的金皮。“當然，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器造型奇特、生動，明顯體現出其獨有的審美取向。”
據了解，未來北京大學還將積极參与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工作。除了對金器的關注，陳建立透露，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測定工作正在緊密進行中。“考古研究必須建立在準確的年代測定基礎上，要通過科學的實驗得出科學的結論。”(完)
三星堆科技考古裝備形成30多項專利 “黑科技”助探“古蜀密碼”
考古工作者在人員工作平台上工作。 雷雨 攝
中新網廣漢5月28日電 (記者 岳依桐)“截至目前，針對三星堆遺址科技考古裝備的研發，我們已經形成了30多項專利申報，包括約10個發明專利和20多個實用新型專利。”作為三星堆遺址考古裝備主要研發方負責人，重慶聲光電智聯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李軍近日在四川廣漢表示，中國正迎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裝備的“春天”，未來相關裝備或將在全國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推廣。
多功能考古艙。 重慶聲光電智聯電子有限公司供圖
裝滿了各類先進儀器的透明多功能考古艙、可實現懸空清理文物的人員工作平台、搭載文物的專用載荷平台以及前置到發掘現場的各類科技考古實驗室……三星堆遺址新發現6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成果初步公布后，在本次考古發掘過程中運用的各種“黑科技”讓社會各界看到了不一樣的考古工作。
那麼，科技力量是如何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中發揮作用的？李軍對此進行了解讀。
李軍介紹，三星堆遺址的文物考古裝備實際上是多學科裝備的融合，約有20多種裝備技術進行支撐，涉及工科的各個學科，包括儀器儀錶、桁架技術、抗震減震等。其中，集成了多種裝備技術的人員工作平台，實現了考古工作者與文物的非接觸式考古，“這在國內乃至全球都是首創。”
象牙充氮保護箱。 重慶聲光電智聯電子有限公司供圖
李軍透露，科技考古的應用從本輪發掘前期的地質調查階段就已經介入，甚至採用了中國特有的探地雷達技術來判斷地下文物的數量和密度。另外，還採用了水文監測、土壤檢測、地質塌方監測等多套系統。
“這些技術的運用都是必要且有效的。”李軍以水文監測系統發揮的作用舉例道，“可通過判斷地下水位的高低等信息來確定文物提取出來時應有的濕度，讓文物在地下處於什麼狀態，出土時也處於什麼狀態，這一點對文保工作來說非常重要。”
在發掘過程中運用到的裝備就更多了。李軍告訴記者，氣囊減震裝備、水減震裝備、文物載荷平台、象牙充氮保護箱等一系列“黑科技”都充分發揮了作用。“我們目前正在研發一種可用於探地雷的巨大靴子，這種靴子能夠極大減少壓強，讓考古工作者實現站在祭祀坑裡卻不對文物造成壓力，這些裝備都將在以後的考古工作中進行應用。”
考古工作者在人員工作平台上工作。 重慶聲光電智聯電子有限公司供圖
在李軍看來，除了技術研發本身的進步，更重要的是考古理念的轉變。科技考古理念將文物保護前置到文物出土之前，把文物預防性保護的理念充分運用到考古發掘的全流程中。而中國科技考古裝備從無到有的過程，也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探索與實踐。(完)